李约瑟难题解答暨中国科学近现代不兴之原因探讨收集

飞萌重庆

    （飞萌加注：“李约瑟难题”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答案。本帖所收集转载文章出于：传播学术、增长见闻、传递更多信息，但并不意味着赞同文章中的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合理性）


    《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选摘，刘大椿/吴向红，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
    科学文化在近代西方首先确立，史家称其为近代科学革命。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于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许多人都有过这种困惑。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试图给出系统解答的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家JosephNeedham（1900——1993），他以中文名字李约瑟著称于世。当年，诱使这位已经在生物化学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毅然改变学术方向、走上专治中国科技史道路的主要契机，就是这个问题。作为他那七卷二十册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贯穿始终之主线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包括李约瑟在内，该问题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及其研究集体对此问题的探索虽然导致了一个越来越长的问题链，毕竟富有启发性；所占有资料的丰富，更其难能可贵。择其要者，就问题的答案，他们曾提出，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尽管曾一度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但由于其本质上是经验性和思辨性的，所以，后来便成为了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重要因素．他们也曾提出，中国未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最基本的社会原因，“无论是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2］他们还曾提出，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商人阶级的不得志可能与中国社会抑制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关。”［3］如此等等。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其他许多学者也为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如封建的自然经济、官办的手工业、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周期性的战乱、崇尚宋明理学、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直觉的思维方式、表意性质的中国文字系统，等等。所有这些解释似乎都很有道理，唯其如此，它们之间究竟谁是根本的，谁是从属的，就变成了说不清道不白的一团模糊。
    1980年，在纪念李约瑟先生80寿辰时，李约瑟过去的合作者，美国的席文（N．Sivin）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角度。席文认为，以往所有种种解释，都隐含着一种错误的哲学，这种哲学由两个错误的推理构成。推理1是假如一桩东西欧洲有而中国没有，我们便说它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必要前提。推理2是假若一样东西欧洲没有而中国有，我们便说它是“近代科学革命”的一个“阻碍因素”。打个比方，假定我们辩论的问题是：马车是汽车的必要前提呢，还是一个障碍因素？如果我们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找到了马车或类似的东西，我们便根据推理1，说中国因为缺少这些，所以不可能发明汽车；而如果我们在中国发现了马车，但欧洲没有类似马车的东西，我们又应用推理2，——因为人们满足于拥有马车就想不到去发明汽车了，把它视为一种障碍因素。
    席文的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范型之间的比较决不可能如此简单，一一对应。对某个事件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而要把它放在一个基本的文化发展背景和氛围中去考查。欧洲近代的科学革命，不仅是一场科学概念的变革，而且伴生有诸多心理的和社会的变革。它第一次将“真”这个价值判断尺度从“善”、“美”、“符合宗教”……等价值判断尺度中分离出来，上升为具有最高意义的尺度；它重新定义了自然哲学，即科学，同其它学术的关系；它在旧的宗教制度外建立了新的知识共同体。
    按席文的研究，在17世纪西方科技通过传教士首次传入中国之际，至少在天文学领域可以说发生了一场概念革命，但它完全称不上是近代科学革命。席文写道：
    “（他们）彻底地重新定义了对天体运动的理解方式。他们改变了关于概念、工具和方法的中心重要性的定义，使得几何学与三角学基本上取代了传统的算学或代数学方法。象行星运转和它们距地球的距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类问题也开始被他们重视了。中国的天文学者开始相信数学模型不仅能够预言天文现象，而且可以解释它们。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天文学领域内发生了一场概念的革命。
    “但是，和同期欧洲不同的地方是，这场革命并未产生某种程度的张力。它并未爆发为关于自然的基本观点的重新定向。它并未对一切传统观念都提出怀疑，包括什么是天文学问题？天文学的预言对我们最终理解自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何重要性？等等。
    “最重要的是，它并未将数量和测量在天文学中的有效性扩展到包含一切世间现象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情况更类似于哥白尼的保守的革命，而不同于伽利略所推动的、对假说的彻底数量化。在某种意义上，伽利略们的突破在中国完全不成其为突破，因为中国从未有某个亚里土多德出来宣称：数学的精确性不适用于世间的日常现象。在中国，数学的应用是毫无障碍的……事实上，中国人接触欧洲科学的最具震动性的长期结果，乃是古典天文学的复活，是遗忘了方法的重新发现，它们和新的观点被结合起来重新学习研究。这可以称之为新古典主义。”［4］
    ……
    在席文看来，所谓“李约瑟难题”也许应该表述成；为什么在17世纪的中国，科学概念的变革未能在社会上激起如欧洲近代科学革命的那样一场多维度的变革。席文认为，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当时从事（类似于西方的）科学研究的那个社会阶层：他们在当时科学方面的专门观念是怎样同思想的其余部分结合在一起的；是谁控制了哪些现象需要研究、哪类答案是合理的等舆论；科学界同社会的其余部分是怎样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界同行的责任怎样同对社会的责任相协调；各门科学为之服务的更大目的是什么；等等。
    从现代学者的观点来看，现代科学至少包含如下三个层次：作为既定知识或作为物化的器物的科学成果（器物层）；产生上述成果的一整套科学建制，它牵涉到一些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制度层）；以及制约科学活动本身、也制约着社会对科学活动的干预方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文化气质等等（思想层）。席文的观点也许可以转述为：器物层次的科学革命以何种具体的方式在另两个层次上展开？
    由此推广到整个近代，那么，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近代中国没有自己产生近代科学，也不在于它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因为中国的文明（包括科学）本来就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独立的发展道路。如果不受外界有力的影响，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它是没有理由非走向近代西方文明、形成科学文化、建立类似的西方近代科学不可的。但是，东西方的交流改变了这一切。先是传教士东来、西学东渐，后是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于是不自觉地和自觉地开始了向西方的学习，开始了西方近代文明、首先是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有激烈的冲撞，有艰难的移植，也有别具匠心的创造，最后导向中国的近代化以至今天现代化的历程，其中包括科学文化在中国的近代体制化。因此，最重要的问题应当是，中国是怎样跨进近代科学文化的。换言之，当近代科学文化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结果又如何？
    ……最初接纳西方特别是西方科技，并对中西科学文化加以比较的中国人是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6——1630）等人．……对于西方科学文化的特征，徐光启等确已接近了它的核心：重实证、求实用。
    在更深层的思维方法方面，徐光启等也洞察到中西科学之间的差异在于是否具有“由数达理”的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的思维方法。……。爱因斯坦曾经非常言简意赅地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随着“西学东源说”的盛行，西方科技中的近代因素逐渐淹没在传统的故纸堆里。实验方法的实证精神变成了训诂考古，“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演变为经学家兼治天文算学的时风。西方近代科学精神至此已完全蜕化，中国科技实际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也愈拉愈大了。至此，西学东渐的第一波，像一条抛物线一样，已经跌落到谷底。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开发，等待着新的历史契机。
    ……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移植过程，是一个在中国体制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学习和创造过程。其中不仅浸润着许多先行者的心血，而且形成了一个接力赛跑的序列。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引进、吸收、创造，终于把中国科学提高到可以向世界水平看齐、与国际体制接轨的程度。……摘引自：必读网

飞萌重庆

科学网>lvchenjun的个人博客(吕陈君科学网博客)
中西方科学思维的比较研究——对“李约瑟问题”的一种文化解释
Cantor-LCJ

只有认真分析东西方文化，对其作一种真正的滴定（titration)，才能最终回答这个问题。
——李约瑟

对中国古代科学的理解，现在似乎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狭义的观点认为（主要是一些科学家）：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其思维模式对现代科学研究不会产生影响；另一种较为广义的观点则认为（主要是一些科学史家）：中国古代有科学，只是同古希腊传统的西方科学存在着程度及性质上的差异，其思维模式对现代科学研究会产生某些积极影响。

对中西方科学思维的比较，自“李约瑟问题”提出以来，就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争论热点。但绝大多数的讨论都是泛泛的哲学论辩，没有从科学思维本身去作具体分析。所谓科学思维，就是指逻辑思维、数学思维与物理思维（自然观）这三个基本面。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三个层面来对中西方科学思维方式作出具体分析。

一、中西方传统逻辑思维的差异

所谓逻辑思维，就是指我们的思维方式必须符合逻辑学的三个基本原则：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尤其是不能违反矛盾律。世界上的事物和事件，因为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动性或不确定性的，常常是充满矛盾的，但我们在形成理论时，就必须先要在概念上做出明确区分，这些概念就绝不能自相矛盾。这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

所以，严格来说，在任何逻辑系统中绝不允许任何违反矛盾律的命题存在，当出现矛盾命题时原则上均可增加新的状态算子来予以消除。这是一切科学演绎系统赖以建立的逻辑基础。现在许多人都在讨论辩证逻辑，认为矛盾律可以不成立，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任何矛盾律不成立的“逻辑”都不是真正的逻辑推理，它可能就是别的什么思维方式了。

在现实世界中，矛盾律毫无疑问是不成立的，矛盾处处存在，但在把各种杂乱无章的经验现象概括成演绎理论时，就必须消除掉其矛盾性。现代数理逻辑已经证明：如果低阶系统还不能完全消除矛盾，则可构造高阶系统来消除。现象与思想都存在矛盾，但逻辑的任务就是努力消除这些矛盾，从而构建起一幅清晰的世界图象。任何逻辑系统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看它如何处理矛盾。西方形式逻辑就具有这种特征，逻辑学与数学每次重大的发展，差不多都是由设法解决系统内的矛盾（悖论）来推动的。

那么，我们提问：中国逻辑思维具有这种不断消除矛盾的特征吗？对于这样一个逻辑问题，是无法用日常语言说明白的，只能通过构造某种形式语言来讲清楚。

我们来分析一个具体的逻辑命题。譬如，有一杯处于饱和状态的糖水，并假设在特定的温度与压力下，其糖、水的含量完全相等，我们就问：这“糖水”，究竟是糖还是水？注意，这里我问的不是一个物理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如按中国的逻辑思维，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这“糖水”既是糖也是水，因为它既含有糖也含有水。但如按照形式逻辑的推断，答案却截然相反：这“糖水”既不是糖也不是水。推论如下：如果假设这“糖水”是水的话，那它必然也是糖，反之亦然，因为糖、水在逻辑上并无任何差别；但这样就明显导致了一个矛盾，即有些糖是水，而有些水又是糖，所以“糖水”既不是糖也不是水。这个命题其实就是“白马非马”的翻版，不过比它形式上更精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是因为，在西方逻辑思维中，“糖水”在逻辑上是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它是完全创造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就相当于构造出一个高阶谓词，即把二元谓词Q（糖，水）扩充为一个高阶谓词Q′（糖水），从而消除掉系统内的矛盾，即矛盾必须在更高的一个逻辑层次上才能消除。这种逻辑思维可称之为“递归逻辑”。而在中国逻辑思维中，“糖水”是糖与水的混合物，在逻辑上可分离开来，它既是糖又是水，“糖水”不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概念，系统内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知识，因此就不能消除掉系统内的矛盾。这种逻辑思维可称之为“循环逻辑”。中国逻辑思维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陷阱，缺乏那种提出新概念或新假说来解决矛盾的内生能力，这是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中西逻辑思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所以中国人就没有形成演绎思维的传统，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思想之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中算家在解高次方程方面要领先欧洲五百年，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出过“虚数”的概念，更不用说更抽象的四元数了，因此中国古代的计算代数无法演进成抽象代数；而欧洲人在解高次方程时自然地引进了“虚数”的概念，并继而发现了四元数，抽象代数由此开端。不同的逻辑思维对中西科学思维的演进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逻辑思维是科学思维的基石。

那么，中国人是如何进行推理的？中国传统逻辑思维的推理方式是“类推”，即：如果确定两个事物p和q之间具有某种“可达”关系R，且确定p具有性质Q，则q也具有性质Q。推理格式如下：

pRq∧Q(p)→Q(q)

对中国人来说，世界的本原不是实体，而是关系，但确定两个事物之间具有某种关系，他们是通过经验来认识的，因此并不精确，但上述推理格式本身是正确的，它其实是逻辑语义学的一个定理，因此中国逻辑推理模式是符合逻辑规律的，不能说中国人的思维没有逻辑。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称为“主谓三段论”，而把上述三段论称为“范畴三段论”。中国逻辑推理虽然没有固定的主谓结构，而只是范畴关系的置换，但它也具有机械化、程序化的特征。像阴阳、五行、八卦以及算筹、算盘这些传统推理模式，其实都是一种程序算法，并依赖于其系统内在的范畴关系。梁宗巨等人就认为：“考察筹式，不难发现，这里，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数学意义，这一点与《周易》的卦象不同位置表示不同意义，以及汉字构型中位置识别意义是相通的”，并且“‘术’是在人们对算筹，尤其是运筹动作的直觉把握的基础上得出来的：采用某种方法运筹，就可得出某种结果，以对运筹动作直觉把握的某种信念来保证其正确性。” [1]李继闵先生也指出，中国古代“天算家使用通其率术，首先需要考察渐进分数列e1∕c2，e2∕c2,…，en∕cn的增减性状与误差程度；而用课分术求相邻二渐进分数的‘相多’，就自然会引导出‘求一术’的发现。……如果说古希腊数学理论的逻辑特征是演绎法，那么中算家的算法理论则以归纳法为其擅长。因而，古代的天算家从反复千百次这样的‘课分’之中发现这一规律从而创造了‘求一术’，便不是什么神奇的事了。” [2]因此，中国古代数学只是一种求近似值的程序算法，它对现代数学的价值不能高估。

我再打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中西方传统逻辑思维的差异性，大家可能一下子就搞明白了。西方逻辑思维模式类似于“化合物”，譬如氯和钠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氯化钠，它既不是氯也不是钠，而是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即概念）；但中国逻辑思维模式类似于“混合物”，譬如糖和水发生物理反应生成糖水，它既是糖也是水，并未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即概念）。所以，中国逻辑思维模式很难形成新概念，易陷入循环论证，缺乏那种内生的概念思维创造性，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或科技）最终落后于西方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

二、中西方传统数学思维的差异

谈到中国古代数学，吴文俊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算“创造与发展了从计数、分数、小数、正负数以及无限逼近任一实数的方法，实质上，达到了整个实数系统的完成”，“早在公元263年时，刘徽即已通过十进制小数以及极限过程完成了现代意义下的实数系统”。 [3]但此观点却招致了相当多的置疑。在一篇精彩的反驳论文中，蒙虎详细比较了中西数系不同的发展历程，指出中国古算的无穷小数并未进一步区分无穷循环小数与无穷不循环小数，虽然刘徽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了无穷小数的极限存在（“以面命之”），但并没有明确规定“面”的具体运算法则，而“这是中国古算中的小数数系能否成为一个实数系的关键所在”，因此中国古算只完成了有理数系，并未完成实数系。 [4]中国古算虽然形成了无穷级数与无穷小数的概念，这是由引入十进制计数法而自然形成的，但无穷级数、无穷小数还不是无理数，只有当它（即一个有理数无穷序列）趋于某个极限时才表示一个无理数。所以，我们要考察的重点是：中国古算有没有形成精确的极限概念。这是比较中西数学思维差异的核心内容。

我们假设有如下一个无穷级数或无穷小数的各项函项序列：

a1，a2，…，ai，……

这个无穷序列的极限就记作Ia。刘徽在求微数时就注意到，“若开之不尽者，为不可开，当以面命之”，这个“面”就是一个模糊的极限概念，但在实际计算过程中，他对“面”并未进行任何处理，而是“不以面命之，加定法如前，求其微数。微数无名者以为分子，其一退以十为母，其二退以百为母。退之弥下，其分弥细，则朱幂虽有所弃之数，不足言之。”（《九章算术注•少广》）也就是说，在具体计算中，中国古算只计算到某个函项ai就停止了，它是一个近似值，而对极限值Ia未作任何探讨，所以就没有进一步推导出计算Ia值的一般公式。所以，中算家并未形成精确的极限概念，即从未发现处理极限值的具体方法。中算家虽然认识到求微过程可以无限进行下去，但却没有兴趣去探求这个极限值到底是什么。正如特古斯指出的那样：“中算家的无穷小方法表示了一种朴素的极限观念，即把序列的极限等同于它的末项，这种朴素的观念在直觉支配下不可能达到精确的概念。精确的极限概念是指具有某种属性的数，它和序列能否取到该数毫不相干。这种精确的概念只能逻辑地定义出来，但中算家的可接受性准则是直观上的合理性，而不是逻辑上的相容性。” [5]

但西方数学的兴趣恰好相反，他们的目的是追求一个精确算法，即在逻辑上严格推导出计算极限值的一般公式。古希腊欧多克索斯的比例理论把无理数（即不可公度量）表示为两个几何量的比，并建立起了量的运算法则，从而得到了有关无理量运算的一般法则。到近代，笛卡尔发明了坐标几何，在“数”和“量”之间建立起了一一对应关系，即可通过计算连续几何量的变化来求解代数方程。在数学上，像连续与极限的精确概念，只能从几何直观中获得，而这正是西方数学传统的擅长。微积分就是在坐标几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把求极限值Ia转换为求解一个微分或积分函数，即

Ia＝f（a，△a）

其中△a表示相邻两个函项ai，ai－1的比值或差值，当i趋向无穷时，△a就趋向于零，此时该函数就导出了一个精确的表达公式。建立微积分以后，就须为△a这个趋向无穷小的“数”给出严格定义，直到魏尔斯特拉斯把实数定义为一有界单调增或减的有理数序列后，西方完备的实数系才算建立起来。整个西方数学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从自然数系出发逐渐构造出实数系的一个逻辑化过程，它经历了如下几个步骤：

自然数→整数→分数（有理数）→代数无理数→超越无理数→实数→非标准实数→……

西方数学在建立每一个数系的步骤上，都同时建立起了该数系的演绎化的运算法则，追求逻辑的严密性是其最根本的特征。显然，中国古代数系的形成没有经历过如此复杂的逻辑化过程，它虽然形成了无穷小数的概念，但却从来没有产生过如此丰富的数学涵义。

所以，中西数学思维差异的根源还在逻辑思维的差异上。中国循环逻辑模式很难让中算家想到去创造出一个新的“数类”来探求无穷求微下去的极限值是什么，而西方递归逻辑模式则能不断创造出新的“数类”来求极限值的精确解。到康托建立超穷数理论时，他就直接假定，任一无穷超穷数序列a1，a2，…，ai，……之后必然存在一个极限数Ia，它就是一个新的“数类”。中算家则无法想象出这么抽象的“数类”来。许多数学命题q在其系统Q内无法直接证明，而是需要通过构造一个等价性系统Q′，将证明命题Q（q）转换成证明等价命题Q′（q），譬如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就是如此。这种证明思想，恐怕也是中算家根本无法想出来的。中国古算在求近似值方面虽远超西方古典数学，但微积分的发明使得西方数学突然全面超越了中国古算的智力水平，这是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一个关键因素。

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吴文俊先生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算是机械化的，其核心是解方程，而西方数学是公理化的，其核心是证定理，这是两种不同的数学传统，各具特色，并无高下，他还提出了一种方法，不用公理化而直接用机器（算法程序）来证明几何定理，这就等于中西数学殊途同归。现在这种理论观点影响很大。对吴先生的数学机械化思想，我还没有能力来评论，但我想强调说明的是：中国古算是符合现代逻辑规律的，因此它具有机械化、程序化的特征是不难理解的，公理化演绎不也是机械化和程序化的吗？从某种意义来看，机械化数学可以看作是公理化数学的一种特殊形式，或其一个封闭的真子集合。

三、中西方传统物理思维（自然观）的差异

古希腊科学传统是沿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起来。其一，是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传统，形式逻辑起源于对“存在”的追问，正如刘利民教授正确指出的那样：“巴门尼德提出了‘it is’的问题，即知识就是对于什么是真的‘Being’的追问；柏拉图提出了什么是实在的‘Being’；亚里士多德则最终提出了如何才能保证‘Being’之为真的问题，即用逻辑分析来避免思想矛盾的问题。” [6]其二，是从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德、欧多克索斯再到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的数学传统，它融合了形式逻辑而最终构建起了几何学公理化体系。其三，就是从德谟克利特到伊璧鸠鲁再到卢克莱修的自然哲学传统，其源头还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开端的泰勒斯。

古希腊人把世界的本原看成是不可分割的微粒或原子，这种观念对近代化学科学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丽贝卡•鲁普在她那部著名的讲述化学史的书中特别指出：“物质是由无法分割的细小微粒组成的，这一观念是古代希腊文化特有的一个思想，而且这个理念也来自米利都城。” [7]玻意耳、拉瓦锡、道尔顿三人只不过把古希腊的水、气、火、土四种元素扩至为一个丰富的元素谱系。现代粒子物理学则把原子的概念推至一系列更细小的基本粒子。总之，世界的本原是不可分割的微小实体的这种观念，在西方科学传统中是根深蒂固的，仅有几次例外情况发生，譬如电子衍射实验，但很快就提出了电子波是几率波的解释，又回到原子观念上来了，甚至光子现在也被解释成正负电子对的耦合。世界由不连续的、不可分割的微小实体构成，这是西方物理思维的原型。

但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世界的本原不是实体，而是非实体，称之为“气”。对这一概念，戴念祖先生的描述是最为精当的：“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世界充满了称之为‘气’的物质，宇宙天体、万物和人本身都是有这种‘气’构成的；气有阴阳两性，它是连续的与不连续的统一的物质形态；在气组成的物质世界里，既没有空虚或绝对的真空，也不存在超距作用；气的凝结聚合成为肉眼可见的有形物体，物体的消散离析就复归为肉眼不可见的无形的气；由气组成的整个物理世界总是处在流动、运动和变化之中，而波动是其主要的运动形式，各种相互作用都以波的形式传递”，并且他认为“古代中国人的物理世界却更接近现代物理学的观点。” [8]李约瑟也有类似的看法。 [9]世界的本原是连续流转的无形虚体，这是中国人的自然观的基本特征。像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皆非实体，而是指相互转化的五类关系，阴阳也非实体，而是指相互转化的对立关系，中国物理思维缺乏像元素、原子、粒子等这种实体观念。所以，中国古代炼丹士不会产生从物质中分离出基本元素的这种想法，“在古人那里，不仅不能区别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也不能区分混合物和化合物。在他们看来，冶炼，就是把石头变成了金属。比如很晚以后的沈括，还认为胆铜法是水变成了金属。并用《内经》中土气在天为湿，土能生金，湿亦能生金的五行生克观念来解释这种变化。” [10]缺乏实体观念，这是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因此，西方物理思维的原型是不连续实体，可称为元素、原子、基本粒子等，而中国物理思维的原型是连续虚体，可称为气、场、虚空、真空等。但古希腊人对虚空这种概念是感到很困惑的，他们经常陷入一种逻辑上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他们认为虚空是不存在的，因为那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如果虚空不存在，那实体怎会存在于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当中呢？显然，他们认为实体是存在于虚空中的，那虚空也应该是存在的，但这种存在者里面怎么又不存在任何东西呢？“自然害怕虚空”的说法由此而来。在现代物理学中，物质的本原究竟是不连续的粒子，还是连续的场，仍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但还是倾向于前者。 [11]

四、对“李约瑟问题”的文化解释

说到中西方传统科学思维的差异，不能不提到“李约瑟难题”。陈方正先生的大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和古希腊科学传统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方向，只有沿着西方这条路向才能产生现代科学。这种解释原则上是对的。但陈先生有两个核心问题没有讲清楚：一是他没有把中国古代科学的特征讲透，二是他没有把17世纪西方近代科学形成这段关键的历史讲透。

巴什拉的名著《科学精神的形成》引用了大量17、18世纪的原始文献，详细描述了前科学的精神状态，它充满了泛灵论的色彩，“前科学的思想与象征性思想强烈掺和在一起。对于前者来说，象征是思想与实验的积极综合”。 [12]也就是说，在前科学阶段，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可能并不是截然不同或完全对峙的，仍有许多类似相同之处。另外，根据库恩的说法，西方科学的实验传统和数学传统在18世纪末叶还是相互分离的，直至19世纪以后这两个传统才逐渐融合起来：“到了19世纪，这两组科学，古典的和培根的，都还是分离的。粗略地说，古典科学被列为‘数学’类，而培根科学则一般被看作‘实验哲学’，在法国则被称为‘实验物理’。”[13]所以，不能笼统地讲中西方传统科学思维方式不同，而是要加以具体、详细和专门化的分析，才有可能最终把“李约瑟难题”解释清楚。

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把我们对世界的经验认识转变为一种逻辑-数学结构，由此来分析近代科学形成的轮廓就比较清晰了，其中有三个历史事件是关键性的：一是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数学物理学观念体系的创建，二是微积分的发明，三是近代原子-分子化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这三者彻底改变了古代科学的面貌，并一直延续至今。最重要的，牛顿把地上和天上的物体运动统一到一个数学理论中，这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而在此之前，各个民族古代的实验科学传统都是相似的，数学计算方法及其效果也差别并不太大，但古代科学的实验传统和数学传统的融合，只有17世纪的西方做到了——尤其是比较中世纪阿拉伯和西欧的科学发展历程便知，且微积分的发明使得近代数学的精确计算成为可能，结果一下子就把其他民族的数学远远抛在了后面，这可能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事件。西方近代科学形成的这段历史，还需深入地详加研究才行。

中国古代科学为什么没有演进为近代科学，答案也就比较清楚了：数学没有同实验科学融合起来，再者，中国古算自宋元后就衰落了。我认为，正是由于中西方存在上述三个科学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性，所以才最终导致了近代科学无法在中国产生，因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根本不会像西方科学家那样去思维。其中，最关键的又在于逻辑思维的差异性上，就像“糖水非糖非水”这种逻辑推理模式，“糖水”就是一个创造出来的非糖非水的新概念，它与初始概念糖、水无关。而中国人的思维不具有这种创造新概念的演绎模式，更擅长的是在原有经验概念体系上作循环论证。举例来说，中国古算在解二次方程和求无穷级数近似值方面远超西方几百年，但它就是没有形成虚数和极限这样抽象的数学概念，所以近似值算得再精确，它也无法推导出抽象代数和微积分的方法。

一般说，科学认知包括了经验认知、逻辑认知和数学认知这三个递进阶段，逻辑认知确定理论的基本概念，是从经验认知飞跃到数学认知的中介环节，但也有可能跳过这个环节，譬如量子力学，就是直接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数学理论，但其物理解释却始终模糊不清。中西方传统科学思维最大的差异是在逻辑思维上，前者是经验性、循环性的，后者是抽象性、演绎性的。

科学为什么具有创造性，即能发现人们经验思维所不能发现的隐蔽自然现象？这完全在于科学预设“空盒子”的能力。科学就是设计能装东西的“笼子”，但它不是任意的，而是必须遵照某些基本结构原则，譬如对称性、递归性等等，新概念往往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假设我们做了某个“盒子”刚刚把一个观察到的现象装进去，那么根据对称性，就必然存在一个尚未观察到的相反现象装在另一个对应的“空盒子”里，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发现。元素周期律和基本粒子谱系差不多都是由递归原则和对称原则发现的。如果我们把观察到的现象称为经验概念，而把未观察的现象称为抽象概念，那么显然科学设计出来的“空盒子”都是一些抽象概念。中国人恰恰缺乏这种抽象、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我们骨子里其实并不相信这些抽象的概念存在，也就缺乏创造新概念的思维能力。
参考资料：
[1]梁宗巨、王青建、孙宏安：《世界数学通史（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29、231页。
[2]李继闵：《算法的源流——东方古典数学的特征》，科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365-366页。
[3]吴文俊：“中国古算与实数系统”，载于《科学》2003年第2期。
[4]蒙虎：“实数系统的历史反思——兼评‘中国古算与实数系统’”，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6期。
[5]特古斯：“中国古代数学的几个基本观念”，载于《多元文化中的科学史——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论文集》，上海交通大学2005年7月版，第67页。
[6]刘利民：《在语言中盘旋——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纯语言思辨理性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96页。
[7]丽贝卡•鲁普：《水气火土：元素发现史话》，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版，第22页。
[8]戴念祖：“古代中国人的物理世界”，载于《细推物理：戴念祖科学史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310、311页。
[9]譬如他说：“他们的宇宙是个连续性的媒体或模式，其中发生物质相互作用不是靠原子碰撞，而是靠辐射感应。它是波的世界，不是微粒的世界。因此，近代‘经典’物理学一大半要归因于中国人，还有斯多葛派。”载于《李约瑟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9页。
[10]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66页。
[11]曹天予在其名著《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中是这样总结的：当前许多物理学家“对作为物理学基础的量子场论都已失去了信心，并认为更深层理论或终极理论并不是场论而是弦论，虽然后者在现阶段还不能视为正当的物理学理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445页。
[12]加斯东•巴什拉：《科学精神的形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13]托马斯•S•库恩，“物理科学发展中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的对立”，载于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飞萌重庆

    知乎>科技 中国
    知乎网友回复“为什么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选摘：
Nishiki
    “科技”是 科学 和 技术 总称，或者说是“科学技术”的简称。很多人都认为科技就是一种东西，其实是不正确的，科学和技术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领域。
    事实上，中国古代给人以“科技发达”的印象，大多都是科技中的技术方面，比如广为人知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都是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工作效率的技术（和发现）。同时，中国古代各种先进的农业水利设施（如坎儿井），天文地理设备（如地动仪），算数著作（如九章算术），医学著作，地理著作，农学著作，哲学著作等等成就，绝大多数都是“技术”范畴里的。而我们常说的“科学”，要求对现象提出经得起检验的，而且能明确预测同类现象的理论，这是中国古代所罕见的。
    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方向也有类似的倾向。我们能造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大的船，最快的铁路，最高产的农作物，最大的大坝，最快的计算机。但是这些严格来说都是技术，也就是说“工科”。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理论能力还不是很强大，我们还不怎么能够见到中国人提出的最先进的物理模型，最先进的数学猜想等等，这说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发布于 2017-05-10

林宏程
    一句话，实用主义的文化土壤，很难开出“科学”这朵花。
    科学有其实用的一面，但归其本源，却来自于个体对自然未知的探索欲望。当这种欲望在理性的框架内发展，就会发展出科学这样的东西。
    对自然未知的探索，有时是实用的。比如，山那边是否有肥沃的土地？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马上转化为生产力。但很多深层次的、本质性的探索，如宇宙的本质，星体的运行，物质的属性，运动的规律，却不一定产生直接的效果。你不一定要懂得力学定律，才能造出杠杆、滑轮、独轮车、马车。你不一定要懂得生物学遗传学，才会种水稻、小麦。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其领先于现实的需求，以至于看上去没什么用，而当它发现一些规律之后，也需要很多年之后才会被另外的人利用，产生实际的价值。
    所以，科学与实用主义，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相容的。
    而中国，恰恰是一个最最实用主义的民族。
    之前看过一个视频，易中天振振有词地说，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因为它预设了一个终极权威——圣人，学问在圣人这里已经完备，后来人只需要学习和理解就可以了。好像很有道理。但问题是，西方的基督教，在这方面，比儒学专制一万倍。儒学是圣人，到底还是人，后面还有浩渺的不可知的宇宙和天道。尤其在佛教和道教并存的情况下，圣人对真理的垄断权，更显得软弱无力。而在基督教世界，上帝是从概念上，就预设了真理的完备性，从社会组织上，基督教建立了远比儒教更强大的教会组织，更是深入到每一个平民百姓。就“实际效果”而言，就体现为布鲁诺之类的新观念传播者，仅仅宣扬了有违圣经的日心说，就被教会活活烧死了。而在中国，没听说谁提出与儒教不相合的观点就被火烧死的案例。
    ……
    所以，现代科学之所以没有诞生在中国，核心并不是什么思想阻碍了它的诞生，而是从民族的原生条件，就注定了整个民族的思想价值取向，塑造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性格下，科学从一开始，就很难获得发端，即使作为一种思想，可以从某个天才的头脑中一闪而过，却因为缺乏传播和交流的群体和土壤，只能随其个人埋没于历史的烟海，而无法完成知识的群体共造与代际发展，像牛顿那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发布于 2017-10-30

飞萌重庆

知乎>科技 中国
知乎网友回复“为什么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选摘：
M3小蘑菇
    古代中国没有一个能让大量人员从事理论研究的环境，并且也没有相应的需求
    理论研究很难快速带来利益，投下去的成本很多，风险很大，收益未知
    别说中国，当代英国在缺了殖民地的供养之后也不太喜欢纯理论研究了
    发布于 2017-05-09

石昊
    我觉得这属于科技树点歪了的系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和西方在探索世界方面，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中国走了经验科学这条路。
    西方走了方法科学这条路。
    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经验性的，比如中医就是依赖于群体经验的凝结。孔子要推扬自己的学说，要依附于更古老的尧舜而言。而老子要证明自己的学说比孔子更权威，要找更古老的黄帝。一个中国古人要证明自己说的是对的，需要假借依托更古老的人或经典来诠释自己的理论。比如易经被称之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就是因为太多古人依托诠释注解它，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它变得越来越繁复了。中国古代不鼓励新的学说，因此一个人要推扬自己的新学说，则需要依托旧“经验”，通过注解古老的经典、或假借古老的权威来证明自己学说的正确性。。
    而西方走了方法科学的道路。你完全可以大胆假设，只要你能小心求证、证明你的结果是正确的，那么大家就承认你是正确的。你不必依托古老的经验作为权威来证明自己说的是对的。只要你的理论具备可证伪性，并且根据你的理论所做的预言都实现了，且实验现象符合你的理论框架，那么大家就承认你是对的。
    比如根据相对论预言的光线通过大质量恒星会发生偏折、引力波的存在，这些根据相对论的结论所产生的预言都被证明了。所以尽管相对论的结论的再离奇，大家也不会说它是错的。
    中国的古代发明创造同样受经验思维的影响，经验的产生靠的是偶然性，群体人数越多、时间越长，产生的偶然性也越多。因此，人口多、历史越久，则这种经验性的发明越多。但如果人口增长停滞了，那么发明创造也会趋缓。。
    而西方通过一套科学方法，将自身的发明创造纳入了自身的科学体系。通过具备可证伪性的一些学说的不断假设、不断证明证伪来前进。后人的创造是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向前突破的。
    因此西方的科学属于那种:如果我能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第二个方面，发明与创造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为了节约生产资料而产生的。
    第二种，是为了节约人力而产生的。
    中国属于那种地少人多的国家。
    而西方属于那种人少地多的国家。
    因此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趋向于节约土地这种生产资料，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的生产性。中国的发明倾向于节约土地，土地的生产性提高了，农业革命了，然后就能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更多的人口会稀释通过节约土地产生的发明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所以，中国人均财富并没有随着发明而有太大的增长。而中国的人口倒随着每一次的发明创新而增长。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古代。即使工农业有剩余，也会倾向于投资土地，而不会倾向于投资工业，因为土地的稀缺性，已经具有金融属性了。而节约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发明，被多增长出的人口给冲淡稀释了，人均产出会随着人口增长而回落，没有更多的人均财富积累，因此很难去进行工业生产。只会更倾向于农业，中国只会走向了农业革命，带来更多的人口。
    而由于人少地多，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收益并不多，西方的发明会倾向于节约人力。农业上的收益不如工业上的收益。因此西方工业生产的发明、会比农业生产上的发明要多。因此通过工业产生的资本积累的速度、会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要快，这就避开了马尔萨斯陷阱，这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导致西方工业体系越来越发达，因此迎来了工业革命。
    编辑于 2018-03-11

飞萌重庆

    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  发布于 2017-03-26  知乎>科技 中国
    也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按】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科技合作伙伴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的发起人、大疆创新公司的董事长、香港科技大学的李泽湘教授：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 （节选）
    1. 跨越科研与商业化鸿沟的关键
    科技研究史领域曾有过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 “为什么现代科学（以及之后的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毕竟北宋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百万级人口大都市，繁华的商业、贸易和文艺（见《清明上河图》），以及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四大发明、水运仪像台等。  
    工业革命史的研究者们困惑，“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出现在文艺复兴和现代科学诞生地佛罗 伦萨、或者是商贸之都威尼斯，而是出现在远离欧洲大陆的英国”？
创新科技的研究者们发问，“为什么硅谷没有出现在美国东部的科学之都波士顿，或者是金融商业之都纽约 ， 而是出现在偏远的西部旧金山湾区 ”？ 毕竟波士顿的 128 号公路附近曾出现了大批知名科技公司；纽约旁的新泽西曾想把该地区著名的贝尔实验室 （ Bell Labs）、普林斯顿大学与华尔街融合起来，打造东部的硅谷，但最后却以失败收场。
    深圳的研究者们疑问，“为什么中国的硅谷没有出现在上海、广州甚至香港，而是出现在40 年前还是个小渔村、30年前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20年前的世界代工厂、10年前还被称为‘ 山寨之都’的深圳”？
    毕竟深圳北面100公里不到的广州拥有南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与研究所，广交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还有近乎10倍于深圳的土地面积。而深圳南面一河之隔的香港曾是深圳建立市场经济 体 系 的 “ 师 傅 ” 与 “ 引 路 人 ” ， 拥 有 4 所 QS 大学排名前一百的高校、国际化的大环境和一系列发展高科技的有利条件。
董建华时代，在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著名华裔科学家田长林的帮助下，香港也曾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计划。可惜与深圳同时起步的香港高科技制造产业占今 天 香 港 GDP 的 1% 还不到。而相比之下，深圳的GDP不仅碾压了广州，其财政收入甚至达到了广州的2倍（而 其土地转让收入只有广州的30%），其GDP同时也超过了香港。
    英国剑桥科创圈著名人物赫曼 · 豪泽尔 （ Hermann Hauser ） 博士于2010年，受前英国贸工部长 P. Mandelson 爵士委托为英国贸工主管部门撰写的一份报告《技术与创新在当前与未来的作用》（The Current and Future Role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指出：尽管英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位基础科学研究实力：比如拥有4 所 世 界 排 名 前 十 的 知 名 大 学 和 发 表 了 全 球 14% 高引用论文，但英国并没有把基础研究成就很好地转化为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经济成就。 该报告指出 ，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 （ Critical Gap), 而这一鸿沟很容易被忽视，认为只要有了科研成果，经济效应也就会随之而来。在研究了 大量案例后，豪泽尔博士发现，决定技术转化成功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团队素质，二是技术成熟度。
    先看技术成熟度 。一座衔接大学实验室成果与能接受市场投资的产业化技术之间的桥梁是实现技术商业化的重要条件。这座桥梁被一些国家称之为“ 技术创新中心 ” （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以下简称：TIC)。
图 1: 一条巨大鸿沟横躺在科研成果与商业应用之间。一些国家与地方政府设置的技术创新中心 试图在两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但成效之关键在于团队与机制。
    知名的TIC有德国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 Fraunhofer Institute)、 法国的卡诺研究院 （Institute Carnot） 、 比利时的微电子中心 （IMEC)、 台湾的工研院（ ITRI ） 、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日本的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美国的小型企业创 新 研 发 计 划 （ SBIR ） 、 小型企业技术成果转化 （ STTR ） 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以及香港的应科院 （ASTRI)。
    各国的技术创新中心运作模式不尽相同，效果也不一 样 。比如台湾工研院在推动台湾早期的半导体产业和近期的显示产业方面成就斐然；新加坡 ASTAR帮助吸引国际高科技公司落地新加坡功不可没、美国DARPA成就了互联网等一系列技术的商业化。技术商业化的成败取决于转化过程的速度与效率。
    虽然技术原创者有先发优势，但在产业化这马拉松般的漫长进程中，以及通讯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环境的差异下，最后的胜出者往往出乎意料。这种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技术商业化的过程被称为 “正向研发” 或者 “技术推动（Technology-push）”。
    著名案例包括从量子力学到贝尔实验室的三极管发明再到仙童公司的三极管产品。诺贝尔奖 得主 、三极管的发明者之一威廉 · 肖克利（ W.  Schockley）曾试图通过建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来实现该技术的商业化，最后却以失败收场（但这场失败却导致了硅谷的诞生，W. Schockley 也被誉为“硅谷之父”）。 我们采访研究了多个国家的技术创新中心，大部分都试图把自己研发的技术成果转移给企 业去产业化。好比你生的小孩交由别人抱养，而别人同时又有十多个自己的小孩，导致成 功率不高甚至很低（见图2）。
图2 ：TIC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充其量也就是连接不稳的一座独木桥。 过桥者有很大概率要掉下去 （事实上技术转化成功率一直很低）。  
    社会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往往需要多学科、多技术的交叉融合才能解决。这种从用户痛点问 题出发，通过多学科融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被称为“问题导向思维”或“市场引导（Mark et-pull ） ” 。 2011 年 ， 美 国 通 用 电 气 公 司 采 访 了 12 个 国 家 的 千 多 位 企 业 高 管 ， 69% 认为人的创造力比高水平科研更能推动创新。而77%的人更认为，21世纪最伟大的创新将 来源于基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问题，而不是追求利润的创新。
    2. 创新者的关键素质
    无论是技术推动还是市场引导的创新，从概念原型到一款成功的产品都需要经历千难万险 的多次迭代。
    戴森的第一款吸尘器迭代了5127次、松山湖机器人基地创业团队的每一款产品也都需要过百次的迭代。技术思维和产品思维必须互相融合，才能最后走出去。皮埃罗·斯加鲁菲（P. Scaruffi ） 在 《 硅 谷 的 历 史 （ 1900-2014 ） 》 （ A History of Silicon Valley ， 1900- 2014）一书中写道，硅谷并没有发明让其名声大噪的三极管、集成电路、计算机、互联网 、社交网、搜索引擎、智能手机等技术，但却有一种几乎邪恶的诀窍来理解这些技术并且把它们转化为巨大的财富 。 创造硅谷奇迹的人 ， 用红杉资本的总结（ Founders’ Codes ） ： 是一批有激情，有野心、充满好奇心、不安稳甚至反叛、固执且卓傲不群的年轻人。很多具有移民背景，他们从小事着手，不惧失败、聚焦产品，最后改变世界。英国工业革命的 推动者和深圳高科技产业的创造者，也都具有类似特质。
    教 育 （ 从 K12 到大学），尤其是本科阶段的工程教育，怎样才能更好地培育优秀的创新者（我们称之为“ 双 创 人 才 ”) ？ 这不只是“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问”的根本，也是理清硅谷、以色利和深圳发展的诀窍 ，解释一些城市复制硅谷模式失败的原因。
    在采访了大量的企业，科技和教育界领袖之后，美国热销书《创造创新者》（Creating Innovators ） 作 者 托 尼 · 瓦 格 纳 （ Tony Wagner）总结了创新人才需具备的关键素质（也叫创新者素质）：
    • 好奇心：养成提问题、对问题抽丝剥茧，系统分析的好习惯 （Curiosity：The habit of asking good questions and desire to understand more deeply);
    • 团队合作能力：学会倾听他人意见，向不同背景和专业的人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 （Collaborators: which begins with listening to and learning from others who have perspectives and expertise that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 联 系 或 集 成 思 维 能 力 ： 从 多 方 面 看 问 题 并 能 构 思 突 破 性 解 决 方 案 能 力 （Associative or integrative thinking).
作者尤其指出，创新者素质是可以培育、学习和引导的。无论什么人，创新者素质在适当的环境和机会条件下，都可以有非常大的提升和改变。很多研究也证实，后天的学习和努 力比天分更重要。很显然，我们目前的灌输加考试型教育满足不了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 相反，我们常常看到小孩4岁时会很好奇很喜欢问问题，而到了六岁半以后就往往停止问问题了，因为老师只喜欢正确答案而不是出格的问题。高中以后，好奇心就基本没了。教育把学生的好奇心给毁掉了。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特瑞莎 · 阿玛拜尔（ Teresa M. Amabile）博士经过35年的研究，得出了产生创新的三大要素：
    • 专业知识（Expertise）：创新的起点。关键是需要多少，什么时候需要，以及如 何获取（Just-in-time learning)。
    • 创新思维技能（Creative-thinking skills): 也即前面提到的创新者素质。
    • 驱 动 力 （ Motivation): 知识固然重要，缺少创新思维更不行。但更重要的是驱动力，尤其是内在驱动力。包括金钱、股票和奖励之类的外在驱动力能改变人的行为，但要跨越创新过程的万水千山和艰难险阻没有内在驱动力万万不行。
图 3: 创新的三要素 ——专业知识 （ 比 如 STEM ） ， 创新思维和内在驱动力 , 而实现创新 的路径是从Play ( 玩 乐 ）到Passion （ 激 情 ），再到Purpose（使命）。父母、老师和导师在这个过程中的帮助至关重要。
    内在驱动力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又应该如何培育与引导？
    加 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心 理 学 教 授 艾 莉 森 · 戈 普 尼 克 （ Alison Gopnik）经过多年的研究认识到，人的创造力其实生来具有。幼儿好奇、好动（探索）和 富于想象即是明证。而玩乐（Play）是小孩学习和掌握创新技能、认识和了解世界的最佳手段 。 亚马逊创始人 杰夫 · 贝索斯 （ Jeff Bezos ） , 谷歌创始人拉里 · 佩琦 （ Larry Page ） 和谢尔盖 · 布林 （ Sergey Brin ） 等人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经历过蒙氏教育 （ Montessori School)。有时，“恶作剧”式的玩乐也是学习的过程、但往往不被学校所接受并认可。玩乐 不只是人的本性也是内在驱动力的表现。玩乐产生激情。而激情又促使人去进一步探索、 学习新的东西、理解和掌握更难的东西，哪怕要用过万小时的时间。
    即便如此，纯粹的激情仍不足够。创新需要超常的毅力与耐力。只有通过一波又一波的激情 ， 不断探索和深化了解，直至对所从事之事产生使命感 （ Purpose) 并相信它能改变世 界。就如史蒂芬 · 乔布斯 （ Steve Jobs ） 那样,“在宇宙中留下痕迹”（“put a ding in the universe”）,或者如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 ）一样,“ 创造历史 ” （ “make history” ） 。 有了使命感，才敢于冒险，不惧失败，百折不饶去达成目标。
    创新者的成长路径就是通过玩乐，去实验、探索、认识和理解事物并产生激情，再深度探索，从激情到新的激情，最后产生使命感。
从玩乐到激情再到使命感的过程中，创新者学会了重要知识（expertise）, 掌握了创新者思维，直至产生内在驱动力 。 他们学会如何不惧失败和风险，正如美国知名设计公司IDEO所提倡的“Fail early and fail often” 。 成百上千次的迭代就是从失败中总结经验、不断加深认识和了解的过程。创新者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是独立作战，而是从父母，老师和导师处获得支持与鼓励。而正是父母老师和导师不寻常的支持 (Acted differently) ， 使得年轻的创新者们具有不寻常的思维（Thinking differently）。

飞萌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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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思辨、真理和实践
    （四）: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
    中国读过《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丹皮尔·维特汉姆Dampier whetham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人，估计只有很少人能够从这本书中抽象出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且准确把握住该书的思想灵魂，盖因要理解科学和科学思想，如果没有理性思辨能力，只怕是看此书时昏昏然、昭昭然是也。
    下面就是我从该书中抽象出来的该书的思想提纲，敬请看过此书的人对照并予以批判。需要声明的是：我的这份该书的思想提纲，根本没有围绕着该书的论题打转转，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思路来抽象和理解该作者的思想，并结合中国实际写出的一些理性认识。
    1） 自然科学产生的原因，按照维特汉姆的总结，是人类将大脑固有的逻辑思维法则外推（extend）到客观外界去，认定（假定、设想assume）自然界冥冥之中有一个上帝操纵的统一的规律在控制一切现象。这个认定是个永远无法证明或证伪的假设。到底是否如此，只有上帝自己知道，但人类要活下去、要发展就得采取此假定。
    因为中国人头脑中根本没有上帝的观念，概念的虚无导致了科学发展原因的虚无。因此，自从中国人思维方式因为缺乏上帝的第一推动（first cause），在思维方式的进化方面退了下来并踟蹰不前后，科学在中国出现的曙光也就从此黯淡了下去，并且永远也无法出现了。
    2） 自然科学的任务，就是寻找这“客观规律”，由于大脑固有的逻辑思维法则的限制，找到的“客观规律”必须符合逻辑，这是人脑内在的限制。由此出现了两种困境：
    A、 发现的规律不符合逻辑规则，亦即该规律被逻辑证伪，然而却就是成立。
    B、 逻辑推理本身会导致无法判别错在哪里的悖论（诸如芝诺悖论、罗素悖论）等等。
    在以上两种情况出现时，人们都一筹莫展。自古希腊以降迄今为止，使用逻辑手段建立的量子力学得出了部分颠覆因果律的结果，把因果律从必然性变成了或然性。这和牛顿力学的经典概念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将来彻底颠倒了因果律，使得儿子出生在母亲之前，则人类无法想象物理学在此后还怎么继续发展下去。（这也是爱因斯坦天才的预见和忧虑。）
    3） 因此自然规律的确立，就是康德所说的“人类用理性为自然立法”，但这个法则（law）是否真正存在，是否就是人确定的那样，只有上帝才知道。因此人们必须进行检验和实践，检验的工序是两道：第一道程序是逻辑证伪（这是数学的唯一证伪手段），看它是否符合逻辑。第二道程序是实验证伪，看它是否能通过实验的验证。
    但问题和困难在于，即使是通过了这两道验证，那仍然无法证明或证伪上述1）和2）这两条假定，也就是：自然界确实存在着符合大脑思维法则的一套客观规律。谁也没本事证明这个主观认定，只有上帝才是人和客观世界之外的独立的第三者（仲裁者和最后判断者）。
    4） 上帝是否存在，超出了人类的理性（也就是逻辑思维能力），根本就不是人类可以认识的。此类领域就是被称为的形而上领域，诸如是否有造物主，宇宙的第一原因（first cause）是什么，是否有另一个世界，时空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等等，都既不能像数学那样用逻辑推导去求知，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以实验求证。
    如果谁违反这个基本前提（The basic premise，or axiom）硬要用理性去穿凿这些问题，就必然会导致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即推导出完全相反的两个结论来，但逻辑上毫无错误。哲学也属于这个领域，因此它不是科学，类似艺术，只有高低之分，没有正误之别。谁也不能说唯心论是错的，也不能说它是对的，但可以说唯心论比唯物论的编造工艺更复杂精美。这些领域只能留给信仰，理性只能用于信仰的编造工艺，无法用以判别信仰的正误。
    所以，诞生出科学的关键点就是必须树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观念。科学的活儿是人类去干的，但是最终的审判权和仲裁权却不在人类的手中。科学规律的对错与否，以及是否存在，绝非人类理性和智力所能企及。
    5） 形式逻辑是上帝赐给人类认识自然界的唯一手段，尽管它有很明显的局限性，但好用不好用都是它了。若嫌它不好用而把它扔掉，甚至荒唐的换上中国人的所谓直观思维、整体思维，那么我们将从此与科学绝缘，咱们就一定会成为脑中空空的“思想无产阶级”。过去中国把形式逻辑当成“形而上学”（这就是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国内教科书中的“形而上学”观念跟哲学里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毫无关系）来批，让人们的大脑充塞无法思考的“辩证逻辑”，这结果就使中国人特别是伪知识分子们（=知道分子）统统变成智力残废。
    6）《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与所谓的玄学斗争由来已久，但是在科学看来，可以算在形而上领域里（而不是玄学领域）的大概还有所谓paranormal or supernatural现象，诸如心灵感应、telepathy，psychic，ghost，等等。但这些东西不是科学研究对象，无法用逻辑和实证手段探索，是不可能为人类深入认识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只能采用存而不论的态度。
    正因为此，不采用逻辑手段，就不可能建立科学。这也是古代中国没有科学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人（古人和今人）somehow不懂这玩意，只有荀子和墨子与之擦肩而过。因此，中国没有科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以上六点采用的是逻辑学推论的“层层剥笋”法，根据丹皮尔的说法，一个没有上帝观念的民族，总体上就与科学绝缘了，其他的论证纯属多余。当上帝在实施第一推动（first cause）的时候，汉民族不知道怎么回事把上帝给得罪了，于是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的进化从此停顿了下来，汉文字就是这种进化停顿的最好证明和最显著标志。那么不管汉民族的原始天资再高，科学总是不垂青于汉民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中国人获得了什么科技大奖，那真的是上帝开了眼，于是不屑一顾的给了汉民族一个所谓的大奖，满足一下汉民族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心理，这时候的汉民族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

飞萌重庆

    JohnsonWen：2009-04-21 10:51:50 Huma105 Group 10   summary
    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命题的侧重点，一个更偏重科学，一个更偏重科技。李约瑟其实没有把科技分开，科技实际上是科学和技术的总称。科学是规律的抽象与概括，而技术则是一个特定的对象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举香港科技大学的例子来说，理学院包含的主要是科学方面的课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化。工学院主要包含的是技术方面的课程。
    李约瑟所说的中国人几千年科技领先，实际上是我们的技术远远领先于世界，但我们科学的成就其实很低。物理、化学、生物、生化等学科基本没有发展，而数学的发展也很不全面，只有在代数上有小小的发展，在几何上基本没有任何发展。在思忖为什么我们的科技可以领先时间几千年却在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内被超越的时候，我们不妨这么想，在技术发展到某一程度需要强大的科学后盾作为支撑，由于我们的科技跟不上，于是我们在技术上很快的，在仅仅百年之间被其他国家超越了。
    下面我们将主要讨论中国古代科学发展为什么如此缓慢的原因。
    首先，让我们来看君主集中制对中国社会以及文化的影响。
    一方面，君主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促进科技的发展。君主集中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君主有权力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办一件事——试想，如果修建一项浩大的水利工程，大量人力物力的调动，只是君王的一句话啊！同样，过犹不及，当君主权力过度膨胀的时候，它也就变成了科技发展的绊脚石——君主不喜，一切都是白费。于是，所有的科技研究成果被君王所把持，巩固其统治的，就大行其道；不利于其统治的或者君主不喜欢的，化为泡影。
    这样一来，古科技成了封建制度的附庸，工匠们奇思妙想只为博得皇帝一笑罢了。拿“长信宫灯”来说，工匠们制作了这样精美的艺术品，自己却没有办法拥有。老百姓就更无从得知了。另外，为了保证御用品的独一无二，历朝历代的皇帝对皇家用品的制作方法是独家垄断的。一方面，工匠们靠着这项技术吃饭，自然不想他人知晓这精美艺术品的奥秘。另一方面，就算流传出去又如何？除了为皇家服务，这项技术的利用价值为零——民间根本禁止使用这样的工艺品。再加上，当时寻常百姓连夜间点灯都嫌奢侈，何况这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制作而成的“装饰品”？于是，知识没有被使用的需求，自然不会大范围的传播。知识不被传播，经验无法交流，科学产生？空中楼阁！
    另一方面，君主掌握着知识传播与思想传播的命脉。
    同样是为了“大一统”，秦始皇于乾隆皇帝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秦始皇选择“焚书”—— 凡《秦纪》以外列国史书皆焚毁；除博士官外，私藏《诗》、《书》、百家语者，限期交官府烧毁；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情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面，罚四年筑城劳役；仅医学、卜筮、种树（农业）之书不烧。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而乾隆皇帝选择“编书”——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
    于是后世之人便对始皇帝焚书之举大加鞭笞，对乾隆帝的《四库全书》多是赞扬之词。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么？
    秦始皇的焚书时在宫中保留备份2（当然，这些珍藏本还是被项羽付诸一炬）；而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大兴文字狱，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所谓“寓禁于征”是也。那为什么后世之人对乾隆帝大加赞赏呢？照鲁迅的话说：“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两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加强思想的控制而采取的手段，殊途同归而已。思想被束缚，思维被桎梏，科技发展？水上浮萍！
    再者，君主集中制也促进 了官僚主义作风的形成。君主权力的集中让人们看到了权力的重要作用。而“三纲五常”思想的成熟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权力的渴望。另外科举制度大行其道为人们获得权力提供了通道，于是人们读书已经不是为了单纯的获得知识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的出现，反映了人们思想中已经扭曲的价值观——读书是为了做官，光耀门楣。而这所谓的书也不是泛指知识，而是特指儒家经典。“书”含义的狭隘也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进一步扭曲。于是重文轻技，视科技创新为“奇淫技巧”，“细枝末节”。另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低下，甚至难以温饱，因此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又是对科技发展的一大打击。
    那么，儒家思想对于科技的发展又有什么作用呢？
    儒家文化对古科技发展的最直接影响，在于对于“科学家”本身及其“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大多数 “科学家”的人格、价值观、学识都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就连启蒙之物，也皆为儒家经典。也因为如此，他们的“科学研究”，包括动机、方法等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自然观以及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了古代大多数“科学家”在各领域进行具体“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作为教育家，孔子以“仁”、“礼”为核心，以培养君子为教育的目标。《论语·述而》中说：“子以四教：文、行、中、信。”《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可见，孔子教育的核心是对伦理道德的教育，而不重视对科技的教育。《论语·子路》中记载，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其请教稼圃等农业知识时，被斥为“小人” ——稼圃等生产技术乃是小人之事，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之事才是孔子关注的核心。孔子的另一个徒弟子夏更把科技视为“小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而宋明时期朱熹和王阳明更是把科技视为到修身养性的大敌。朱熹曾说：“如今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饭也。”王阳明曾说：“学者当务之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在他们看来，对自然界草木器物的研究会妨碍穷天理明人伦和在礼乐本原上用功，这是玩物丧志之举。可见，在仁智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孔子与中国文化》）拥有着这样哲学背景的“科学家”又怎么会对“科学研究”报以极大的热诚？
    另一方面，儒家学派中的复古主义对科技的发展也是致命性的伤害。众所周知，科技的发展药材在前人的肩膀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在中国呢？只有上古先贤的著作才被奉为经典，甚至在明清的科举考试中，考生们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只能“代圣人立言”，借机阐述自己的观点。何其畸形！而在有关古科技的著作中，这种复古主义的影响也很明显。儒家经典的“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经注形式被沿用到各个学科的著书立说之中。以数学为例，《九章算术》中数学成就多偏重于代数化，即偏重面积、体积、和线段长短的计算，忽视了几何定理的逻辑论证。而由于“经注”形式的推波助澜，后代的数学著作，原则上都遵循《九章算术》的方法，尽管辗转注释过程中也不乏创见，但终究无法超越《九章算术》中所订下的数学范式。由此，一本书中的缺陷，竟然成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特点”。以前人经典为根本，就难以取得突破性的创新发展。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这种复古主义的强化，对科学的发展是一种扼杀。
    再者，儒家思想中对“经世致用”的推崇，也对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抽象化过程极为不利。《墨经》与《考工记》同样涉及到机械制造的有关专题，只是叙述风格有异。《墨经》在记述机械制作的方法的同时，“摹略万物之然”；而《考工记》则记述了机械的详细制作方法。如果《墨经》与《考工记》能够在后世同时并行的话，他们各自不同的内容与特色完全可以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然而在中国科技史上，《墨经》很快被人遗忘，而《考工记》则成为后世工艺制造的典范。尤其是它作为《周礼》的一部分而以“经”的面目出现，后人更是将它奉为神明。《墨经》的纯科学理论性质，从它成书之后，几乎就没有引起国人的多大兴趣。文人士大夫们认为穷根究底的理性思辨是“不急之务”、“无用之辨”，而从事工艺制造的匠人们则更容易接受能给他们带来操作技术指导的工艺指南。于是实用技术的《考工记》（被容纳于《周礼》）系统得到发展，而《墨经》式的理论系统受到排斥。这种选择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体现，而也恰恰是这一种思想，导致了理论系统发展的重重阻碍。（《诸子学与先秦社会》）
    如此看来，君权的过度集中和儒家文化分别对科技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两者的相互作用，对科技的发展不啻于一种雪上加霜。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阴阳，儒，墨，法，道德六家4。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了官学，儒家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而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时期，儒学逐渐失去其独尊的地位。道教佛教先后风靡一时，最终儒释道三足鼎立。然而，儒学与道教佛教在三足鼎立的同时蕴含着合流的趋势，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了宋代，程朱理学以儒学为基础，融儒释道于一体，发展出所谓“新儒学”，在其后的700多年里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决定着整个中国特别是宋代以后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发展方向。而这一统治地位，正是借助皇权来确立的。
    而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思想以及对“礼”的极度重视，都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维护。这也是为什么儒家思想能被上位者尊为国学的原因。另外，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皇帝们，或者说身居高位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对思想的控制，对儒家学派进行逐步丰富和完善。例如董仲舒在儒家思想中加入的“君权神授”“大一统”思想，进一步了巩固了皇权。后世朱熹对儒家思想的重新阐释，迎合上位者的喜好，把对君主、族长、家长的愚忠愚孝抬升到“天理”的层次，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极度荒谬的伦理道德规范。将伦理道德凌驾于一切之上，对科技的持鄙夷态度。这样的思想经过皇帝的推广，强制性的成为了社会的道德标准，行为标准。科技的发展也就只能在夹缝中生存。苟延残喘之下科技又能有什么发展呢？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原因，确实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经济制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经济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自给自足，不需要商品交换。这点原因使得大家都被限制在了自己的生活的区域范围之内，交流范围也因此变得有限。这种小范围的交流，往往仅限于一个乡，或者一个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语言地域分化明显，也是为什么在人生四大喜中加上了他乡遇故知这件喜事的原因。这样子的一种局限性，使得中国人在看问题想问题的时候容易保持固有的己见。这种局限的状况使得信息难以交流，知识难以沟通，科学难以传播。相反地，我们看到西方，尤其是希腊，其城邦邻海，人员之间交流范围大，新的问题能够很容易的被大家了解、讨论、研究。所以我们就说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为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便利，而这些便利，在我们中国是确实没有的。
    现在我们阐述一下地理原因：中国的地理状态其实和西方有很大差别，中国一面所有世界最高的山，另一面有世界最大的大洋，这样使得中国人的眼界被封闭在一个区域，即使这个区域很大，也是被封闭在这个区域里面。中国历来把自己看作世界上最强，东南西北方的民族普遍被认为是略等，这本身就是鄙夷外界，拒绝进步。古语有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背后所隐藏的观点更是我们看不到外界世界的变化。这种地理情况导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外面的文化科技无法进来，二是我们的眼界也无法看到外面。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只看到的是中国的科技传播到外面，而鲜见外面的科技传播进来。我们举例说明：阿拉伯数字从印度传播到中亚，然后传播到欧洲并被广泛使用，但唯独与印度比邻的中国没有接受这种抽象化的数字。这就是地理限制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典型案例。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符号抽象化程度低的问题：西方的科学发展是一直伴随着对符号的不断抽象而进步的。但就中国数学而言，它的抽象化很低，有的时候就算一个最基本的数字，也不能保证在两米之内写完，这就导致运算复杂，所以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少，从而从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科技的发展。
    然后我们探讨一下语言的结构与逻辑：主要引用朱晓农教授的观点。朱晓农教授的观点是，科学不能够在中国产生，根源在于语言结构。语言在逻辑产生中起到关键作用，而逻辑在科学产生中起到关键作用。其本质的一点是特定的语言结构产生特定的语言歧义。为解决特定的语言歧义，产生了特定的语言分析技术。特定的语言分析技术导致了特定的推理方式。特定的推理方式规定了今后特定的逻辑形式。逻辑与科学的关系是特定的逻辑形式规定了特定的探究外在世界的思维方式。各民族特定的“科学”（探索自然）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怎么样推理，就导致什么样的自然探索之道，也就是不同的科学。中国因为没有出现逻辑性强大的语言，自然科学不会再中国产生。
    最后一点我们研究一下书面语口语的巨大差距对科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口语与书面语的结构和语法极为不同。当今社会，只要认字，一般的杂志文章大家就看的懂了。古代呢？认字了，可是看得懂四书五经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的话，也不会这么多“注”“疏”甚至《论语注释》《道德经注解》存于世了。换句话说，古代口语的语法不一定与文言文语法一样如此的不严密而相比较来说，口语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往往要比书面语的影响更大而古代口语到底是什么样呢，却不得而知。
        综上所述，中国不能产生科学，并非出自偶然。纵观中国几千年来，儒教与皇权总是依存共生：儒家靠皇权的支持而迅速传播，根深蒂固；皇权靠儒家来作为奴役百姓的精神依托。儒家思想已经扎根于中国人的思维与意识形态里，那种视科学为”奇技淫巧”，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倾向，早已经和科学背道而驰了。皇权与儒教的相互依附与巩固，就像一张织了几千年的大网，将科学发展牢牢地控制其中，最终使其变得扭曲畸形，加之客观的地理，经济，文化，语言各个方面因素限制，这样科学的萌芽发展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立足！思想始终被传统的条条框框所束缚着，思维形式得不到逻辑化的发展与延伸，如此以来，科学无法在中国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Presentation：高鸿灏，张珺怡，赵国盛
    Summary：许焕甦，高鸿灏，张珺怡，温淏然，赵国盛
    转贴于；朱晓农的博客（新浪博客）  JohnsonWen

飞萌重庆

    语法结构和科学产生的关系——朱晓农2号猜想
    ——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歟！」（学而第二）
    珠子说：“为言者常行也。其常行也循法，他行而好违规者，鲜矣。不好违规，而好犯法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法治。语法也者，其法治之本歟！”
    为什么我们没有科学？——因为我们没有演绎逻辑
    为什么我们没有演绎逻辑？——因为我们没有严密的语法。
    弱命题（李约瑟难题） ——古代中国的技术发明比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多， 但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
    强命题（朱晓农问题）——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
    不应该弱命题，而应该强命题！因为对李约瑟弱命题可以这么回答：十六、七世纪发展不出科学，十八、九也许可以发展出来吧？二、三十一定可以了吧！而对朱晓农强命题的理解是：如果一切保持原样，那么，1000世纪也发展不出科学。
    过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多种多样，例如——
    1、政治因素决定的：我们是封建社会，我们是专制社会……好像资本主义制度是充分条件。
    2、制度上的问题：科举制度 妨碍了科学的产生。
    3、经济因素决定的：我们是小农经济，我们是重农抑商……
    4、文化因素决定的：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 其实，重理论的在任何社会永远只是 ‘一小撮’。
    5、观念上的问题：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6、（无）宗教因素决定的。宗教都是非理性的，中国无形式意义上的宗教，因此，中国的非理性因素较少，也就应该有利于科学的产生。
    7、地理因素决定的：欧洲是个大平原，容易形成一统的共性观念；中国地貌复杂，容易形成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观念。
    我的回答是：根源在于语言结构。语言在逻辑产生中起到关键作用，而逻辑在科学产生中起到关键作用。
    科学研究两个步骤：
    （1）做出假说的随机探索过程；
    （2）进行评估的逻辑论证过程。
    对于第一步，不会也难——瞎猜呗！第二步则是一个文化的奇迹，他包括两项工作。这也是科学产生的两大必要条件
    用演绎逻辑来进行推理，组织命题。
    用受控实验来寻找因果关系。
    两者共同构成了科学产生的充分条件。这一点爱因斯坦在1953年致友人信中已经指出：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has been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at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need not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did not mak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2004年10月23日，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会上杨振宁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演绎法。
    爱因斯坦的判断不错，杨振宁的直觉不错，但问题并没因此而解决，只是把问题推进了一步——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演绎法？
    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以及在他指导下的行为方式。理性思维取决于语言结构，这是因为理性思维由语言组织、理性思维由语言进行、理性思维由语言表达。Wittgenstein (1958): “The limits of my words are the limits of my world.”理性思维与演绎法的关系是：理性思维就是基于演绎法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推理遵循形式逻辑，从前提到结论之间不能跳跃。
    出现逻辑的两个语言：（1）希腊语（亚里士多德逻辑），（2）梵语（因明学 Nyāyaprave?）。两者有什么相同点？——同属印欧语系，有相似的语言结构。
    为什么会有逻辑学？——最早的逻辑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自然语言中存在的模糊性和歧义，促使语言分析的产生，那就是语法学，逻辑学（可能还有修辞学）。两者最初是混而不分的，像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墨子的“二马或白”，既是逻辑分析，又是语法澄清。而这样的命题在希腊语和梵文中是不会产生的。
    语言结构与逻辑形式的关系：特定的语言结构产生特定的语言歧义。为解决特定的语言歧义，产生了特定的语言分析技术。特定的语言分析技术导致了特定的推理方式。特定的推理方式规定了今后特定的逻辑形式。
    逻辑与科学的关系：特定的逻辑形式规定了特定的探究外在世界的思维方式。各民族特定的“科学”（探索自然）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怎么样推理，就导致什么样的自然探索之道，也就是不同的科学。
    在古往今来不计其数的文化中只产生了两个演绎逻辑，其中一个文化的后代产生了科学。因此，李约瑟难题实际上不是个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我们同样可以问：
    为什么日本不产生科学/逻辑？
    为什么土耳其不产生科学/逻辑？
    为什么澳洲不产生科学/逻辑？
    为什么非洲不产生科学/逻辑？
    为什么南美洲不产生科学/逻辑？
    为什么北美洲不产生科学/逻辑？
    为什么？为什么？
    如果到处都不产生科学/逻辑，那么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
    为什么希腊产生逻辑？
    为什么印度产生跟希腊逻辑同性质的因明？
    因为我们总是针对特殊来提问。
    逻辑产生的语言结构的必要条件：
    语法上的 “句子” 与逻辑上的 “命题” 同构。
    “句子” 是个语法上充分定义的单位。
    主谓才能并就能成句。
    具体来说——
    一个句子有且仅有一个主语。
    一个句子有且仅有一个定动词。
    一个句子用一个句号标志。
    当然，首先我们要有 “句子” 的概念。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
    ——因为古汉语、古白话的语言结构产生不了逻辑。
    来源：朱晓农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a1b7d30100caxw.html

飞萌重庆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24日 15:41 人民网
　　网友：刘利军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关于“《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的论点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新的论战。最终，争论的中心论点扯出了一个老话题——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有着先进文明的中国萌芽。
　　关于《易经》之争，早在今年10月26日，《中国青年报》就已经对其进行了报道；这一争论的核心问题——“李约瑟难题”的纷争更是早已有之。但是，这样的纷争能够再度在中国的学术界掀起“风波”，值得深思。
　　从某种意义上讲，杨振宁的观点触及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根脆弱敏感的神经，中国传统文化学界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捍卫来面对这场论战的。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场论战中，中国传统文化学者的观点并未出现“一边倒”的态势，而是出现了杨振宁观点的支持者。但是，所有这些表象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这场论战从本质上讲毫无意义，而附加在这场论战中的参照意义也正在被一种“伪学术敏感”所掩盖。
　　“李约瑟难题”注定是一场不会有最终结论的论战(《中国新闻周刊》语)，因为，“李约瑟难题”是在为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寻找原因，而任何的结论都不可能在返回到历史当中再去接受检验，因而，任何的结论也只能是存“公道”于自心，当然也就应允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这样一个本质上并无意义的论题展开争论，从表象上来讲，哗众取宠的成分就必然更多一些。但是，对于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较高声望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杨振宁来讲，似乎已经没有再哗众取宠的必要。而杨振宁的观点也并非是攻击或完全地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杨振宁在提出论点的同时，对“天人合一”的内涵中更重要的“天人和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论战的焦点并未因杨振宁对天人和谐的评价而有所减弱，所有的矛盾焦点都集中到了杨振宁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答案上。因此，这场论争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正陷入了另一个“李约瑟难题”：对一个假想中的结论展开攻击。而由此正折射出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危机：伪学术敏感。
　　良性的学术敏感对促进学术研究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这种学术敏感必须立足于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上，它包括研究者本身的理性独立的思考。但是，现实的情况表明，学术独立性正面临着缺失的危机：诺贝尔奖颁奖时总会引发学术界的追问和反思，但真正能够拿得出门去的学术成果寥寥无几；在国企改制受到外界学者郞咸平置疑之时，中国学界出现了近乎一致的敌视；一些学者的社科研究钻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对历史人物的私生活进行“全新诠释”；日益庸俗化的研究内容及无谓的纷争，凸显出一部分人对学术研究的浮躁……
　　这种“伪学术敏感”掩盖掉了论争背后真正理性的光辉：中国学界必须真正客观理性地听取和面对不同意见；有必要对中国学术研究思维方式进行必要的反思；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文思想的影响力作出真正理性的辨析。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真正理性的看待，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可能就无从停止，而关于《易经》之争的这种“伪学术敏感”式的论战也必将风起云涌，中国距离世界科学前沿的距离，也必将越来越远。

飞萌重庆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24日 15:42 新京报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近日提出，中国传统文化里无推演式思维和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而这两点都与《易经》有关。11月17日《新京报》刊发《自说自话的文化算不算文化》，作者认为，类似《易经》的传统典籍，其作用仅仅是一种“符号”，是一种自说自话。
　　在经过一个半多世纪的国家灾难和民族探索后，如今的中国人该“平心静气”
　　地对待20世纪初被鲁迅等大师指责为落后挨打的近代史国运“元凶”的传统文化了。笔者认为，即使如科学巨匠杨振宁所述，《易经》乃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元凶”，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一文化典籍，把它们看作“自说自话”。在网络、基因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这是一种由于陌生和思维惯性而产生的对传统典籍的虚无主义态度。
　　作为儒家哲学的元典，《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追求，一直是塑造几千年中华民族人文气质的最重要精神源泉。直到今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还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而作为清华大学曾经的学生和今天的老师的杨振宁，正是这种人文精神在接受现代西方科技智慧淬炼后的“结晶”。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现代重生”之路，就是要在融合西方科技理性的基础上，在现代人的科学世界观中，发掘和继承传统的人文智慧和精神传统。
　　在这种继承中，最容易出现的是那些文化怀旧者和以“古”、“传统”为招牌的人。
　　前者是忘记了现代科技“改变了国家命运”的历史史实，而陷入了固执性的文化自恋，后者的所谓用《易经》算命、天人合一，只不过是利用传统概念来敛财而已。两者都是传统文化招致人们腹诽、诟病之处，也是近年来“传统文化热”中让人警惕的一面。
　　无论如何，中国的传统文化“回归”和“重铸”，必须要经过西方科学理性的厘清和梳理，否则就会进入“蒙昧化”的误区；而生活在科技创造的现代世界中的国人，如果丧失了传统人文智慧和精神的熏陶，陷入虚无主义，将会导致在全球化世界中个体与民族自我身份的迷失。
　　□李万刚(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