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与演绎

飞萌重庆

    来源：北大中文论坛  张万禾  RE:[朱晓农]归纳与演绎
    科学主义的内涵是比证伪主义大，不过朱晓农先生认为只有“假设—演绎”是科学主义的逻辑模式，这样把归纳、类比推理、溯因推理都划到科学主义之外了。
    我对彼此割裂地讨论（无论是推崇或者批评）逻辑方法的做法表示怀疑。

    “科学主义”与“证伪主义”名目的关系不小，就语法学来说，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其实都是一个大前提下用类比推理和归纳相结合来做的，如果类比推理和归纳被划出“科学主义”，那么许多人的工作岂不是违反了科学主义？所以说，这个名目问题不得不提出来。
     麦老师认为“假设-演绎”是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这个表达方式不存在问题。“假设-演绎”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是波普尔的观点，我没本事反驳大师的理论。朱晓农先生推崇“假设-演绎”大概也是看了波普尔的著作，国内八十年代出了一本波普尔选集（《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纪树立编译，三联书店1987年11月第一版）。我不知道朱晓农先生为什么把“证伪主义”改成了“科学主义”。
    归纳和演绎都有证伪的功能，在证伪过程中归纳也是不可缺少的（《科学推理的逻辑》［英］J.特拉斯特德，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编译前言》）。演绎的确然性是推理过程的确然性。

    “假设—演绎”是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被略称为“证伪主义”而不是“科学主义”。
“任何理论体系都不是单纯的归纳体系，而是归纳和演绎的统一。”（纪树立《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编译前言》第34页）

飞萌重庆

    lizhou 于 2003-3-9 15:00
    再说两句,若有冒犯,请海涵
    相对化归,不可解度等等的研究都牵涉到oracle(不是数据库的oracle,而是所谓神谕(详细内容请看有关可计算性或不可计算性理论)).所谓形式化的界限早就有定论了.至于人工智能,如果不是强人工智能(像MINSKY),那么就是对某种知识的形式化,也在形式化的界限之内.强人工智能就是说ORACLE 也可以形式化,或者ORACLE 不存在(这个跟一些数学结果矛盾).是否存在类似ORACLE的集?不难举出例子.这就是强人工智能的结局

    我实在精力有限,上网主要为放松,不愿意多动脑子,多看(为节省一点精力).如果一两个月后有时间,我愿意稍微详细讨论一下有关演绎,归纳,方法的问题,就权当表示一点不同的看法吧.
    上面是三月份说的话，欠债还钱。懒散得很，真想打折扣或干脆赖帐算了。
    关于归纳推理，CARNAP曾想用归纳逻辑建立大逻辑体系，可惜没法给归纳推理赋予一个可以与实际相符的测度而未成功。后来其准弟子solomonoff用准测度来研究归纳推理，解决了一些问题。这一理论是和上个世纪关于随机性的理论密切相关的。是很具备哲学意味而又奠基在数学理论（概率，可计算理论，信息论）基础之上的，应该没有疑问。相应的，利用随机性理论也给出了occam剃刀原理的数学形式（这说法不十分准确）。baysian推理也利用准测度和随机性理论给予处理.具体内容可以参看an introduction to kolmogorov complexity（by liming)，中文节译本是描述复杂性,科学出版社出版，哪位有兴趣，可以对照朱晓农君关于归纳推理（也可以包括他理解的abduction)来看看。如果在这个领域中一些已经有定论的问题上大胆说话或大胆假设，会叫这个领域的专家认为作自然语言研究的人个性太强或台大胆。当然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因为思考一些问题而牵涉到随机性与可计算性关系的问题，猜测到一些结果，去年（大约春夏）向一位在这方面研究有得的人（应该称学者或数学家吧，如果我们不过分考虑年龄和资历）请教，才知道有这样 一个交叉的前沿地带。当时向他请教的具体内容在南京大学小百合数学版上有，在南大中文论坛上也有一部分。敝见以为这个领域和语言学研究大有牵连。可惜用到的数学知识不少（至少在我看来用了一些比较专门的知识),用作工具和深入研究不容易。谁要是年龄知识才智都合适，相信会在这里挖到宝藏
    所以归纳推理赋予与实际 相符的测度的问题，可以不必再讨论。是否可以完全说清楚把握真的方法，也可以不必争论。

飞萌重庆

    麦耘   [麦耘按：这是朱晓农先生一篇未发表的论文草稿，获得作者的同意，先行在此贴出。]
    歸納與演繹        朱曉農
    我在《我看流派》一文的“附錄2﹕方法論語條兒” 裏列了“贊成”、“反對”及“需要補充說明”的語條兒20餘則，其中每一則都可以寫長長的文章。這裏挑“贊成”之1和3合起來談談。
    這两則是：
    演繹﹐只有演繹﹐才是推動科學的動力。
    概括 (generalization) 是必要的﹐歸納 (induction) 是無效的。
    首先要分清楚什麼是概括 (generalization)﹐什麼是歸納 (induction)。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在很多人筆下是不分的。歸納的實質在於在概括的基礎上作預言 (prediction)。兩者的區別在於﹕沒有了預言﹐就是概括；加上了預言﹐就是歸納法。因為科學是要作預言的﹐是要用有限材料來作全稱判斷的﹐是要小本錢做大買賣的 (“贊成”之6)﹐所以單單作概括﹐對科學來說是不夠的。概括無處不在﹐你隨便說句話﹐比如“有人喜歡吃肉”﹐甚至“他喜歡吃肉”﹐都是在概括。但如果在概括的基礎上作預言﹐也就是進行“歸納”﹐那麼這樣的預言只是假說性質﹐而不具備證明的效力。
    科學研究包括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提假設﹑作發現﹑想點子的隨機探索過程。第二步是邏輯評價的遞歸過程。這兩個步驟也就是康德說的“發現的心理學和評價的邏輯”。
    歸納可以是假設的來源之一﹐但遠非全部。假設可以來自純邏輯方法 (即排列所有邏輯可能性甚至不可能性)﹐但大部分來自非邏輯方法﹐如類比﹑類推﹑移植﹑外展/溯因法 (the method of abduction)﹑概括﹑歸納﹑觸景生情﹑移花接木﹑靈感﹑頓悟﹑甚至做夢。所有這些 (除了純邏輯方法外) 都可歸到“聯想”名下。但這僅僅是做研究的第一步“隨機探索”。重要的是第二步“邏輯評價”。在這第二步﹐只有演繹邏輯派得上用場﹐歸納﹑類比﹑外展等等所有其他都是不管用的。
    為什麼第二步才重要呢﹖因為第一步要教也沒法教 (見下段)﹐不教也能無師自通﹐再落後的文明中也有的是由聯想 (包括歸納) 產生的“知識”﹐照羅素的說法﹐動物 (火雞和馬) 都會[注1]。而這第二步就不是人人都會了 (朱曉農1990b)。首先﹐不是每個民族都發展出了演繹邏輯﹐實際上只有說印歐語的才有﹐其他民族是要西天取經的。其次﹐即使西天活佛菩薩﹐也是要通過學習﹑操練﹑修行才能學得。
    科學訓練就是學會證明的方法﹐知道證明的途徑﹐也就是演繹邏輯推理訓練。至於怎麼樣提出假說﹐怎麼樣學會這個本事﹐本質上不是靠有步驟的訓練﹐而是靠講不出所以然的“薰陶”。這是一個“思想自由創造”的結果﹐“藝術創造”的結果。面對同樣的材料﹐可以做出無數種概括﹑無數種聯想﹑無數種……挑選哪一種概括作為假說﹐如何“歸納”﹐如何聯想﹐其間沒有邏輯之道﹐所以那是科學以外的問題。你可以說這是“科學鑒賞力”、“科學素養”。這一步是我們現在無法控制的﹐只能靠“潛移默化”﹐而學會第二步則是教育的主要責任。
    綜上所述﹐歸納對於研究的關鍵“證明/評價”來說是無效的﹑無用的。對于第一步“假設/發現/探索”來說﹐它只是眾多途徑之一﹐而且使用起來一定要注意幾個陷阱。
    首先﹐歸納可能是盲目的。我在一門研究生的課上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Language Studies，舉過個例子﹕咱們在座十幾個人﹐歸納 (其實是“概括”) 起來﹐有無數條結論。比如“在座所有的人都不超過2米”﹐“不超過2米01” ﹐“不超過2米001”……“不低於1米”﹐“不低于……”﹐“都有頭髮”﹐“都沒有……”﹐“頭髮長短和身高成負相關”﹐“聽了這些話都笑”……那麼哪些歸納/概括是我們需要的呢﹖就看你想做什麼事情﹐在什麼理論指導下﹐想證實/證偽什麼假說了。
    其次﹐歸納可能會走叉道。舉個兒化的例子﹐甲方言中有如下兒化情況﹕
    1﹑畫眉兒﹑金戒指兒﹑丁香兒（耳環）﹔
    2﹑狗官兒﹑拖油瓶兒﹑貓頭鳥兒﹔
    3﹑表哥兒﹑老太公兒﹑小娘兒。
    歸納結論之一﹕甲方言中兒化可以表示各種感情色彩﹐表喜愛如 (1)﹐表憎惡如 (2)﹐表親熱和尊敬如 (3)。
    乙方言﹕
    1﹑表喜愛親昵﹕哥們兒﹑老頭兒
    2﹑表厭惡輕蔑﹕小偷兒﹑混混兒
    3﹑中性﹕桃兒﹑杏兒﹑棍兒
    歸納結論之二﹕乙方言中兒化可以表示各種感情色彩。
    丙方言中有類似情況﹕
    1﹑表示喜愛親昵﹕糖囝（糖果兒）﹐妹囝（小姑娘）﹐乖囝（乖乖）﹐罕囝（嬌兒）。
    2﹑表示輕蔑或厭惡﹕賊囝（小偷兒）﹐媾囝（小娼婦）﹐敗囝（敗家子）。
    歸納結論之三﹕丙方言中相當于兒化的囝化可以表示各種感情色彩。
    ……
    歸納結論之四﹕各方言的兒化都可以表示各種感情色彩。
    假定沒發現反例﹐或者就到此為止﹐這樣的“歸納”能同意嗎﹖
    我想大家不會同意﹐否則就要同意如下歸納﹕某人第一天喝威士忌加蘇打水喝醉了﹐第二天喝白蘭地加蘇打又醉了﹐第三天喝杜松子加蘇打還是醉了﹐他歸納說﹕蘇打水致醉。
    第三﹑歸納可能是無力的。有時候﹐材料再多﹑再歸納也沒用﹐不要說沒有理論上的意義﹐就是想說明一個實際問題都辦不到。例如你蒐集了一千個無定NP主語句的例句﹐你會發現這類句子的“謂語都是動詞﹐沒有發現形容詞謂語句﹐憑語感﹐形容詞做謂語似乎不可能﹐但材料有限﹐不能斷言”。這樣說是不是有點“唯材料至上”、“唯歸納可行”﹖一有困難就想到“材料有限”﹐要是例句增加到一萬個又怎麼樣呢﹖語言是個無限集合﹐要證明什麼有﹐增加材料也許“歸納”得出。但也可能辦不到﹐因為本來就沒有。至於想證明什麼無﹐材料隨你增加到多多還是沒法證明。其實﹐材料再多﹐在整個語言系統中占的比例都趨向於零﹐因為作為分母的語言的全部句子是個無窮集合。邏輯實證主義者卡爾納普想用概率主義來挽救歸納主義以作為知識的可靠基礎﹐就是在這兒走上了麥城。解決這個問題得從假設-演繹著手﹐見拙作《語法研究中的假設演繹法﹕從主語有定無定談起》。
    第四﹑歸納對我們想要建立的知識系統 (用演繹推理串連起來的命題集合) 來說﹐不是遠遠不夠﹐而是根本不夠格。舉個塞音分佈和系統空檔的例子 (朱曉農2002c)。我們知道﹐濁塞音中要有系統空檔﹐缺的總是軟顎音 /g/。那麼清塞音要有空缺﹐缺的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去歸納﹐找幾百個語言一看﹐原來脣音 /p/ 最容易出缺。歸納至此﹐大功告成。但對知識的探索不會在此躺倒。我們得問為什麼濁塞音出缺從發音部位在後的開始﹐而清塞音出缺卻是從部位在前的開始呢﹖把一些空氣動力學﹑聲學﹑心理學中的普遍原理拿來一演繹﹐原來濁塞音出缺是發音上的問題﹐清塞音出缺是聽感上的問題。歸納所能達到的一個境界就是統計學中最簡單的那部份﹕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描述統計用均值和方差的數據最概括﹑也最精確地給出材料的“歸納”結果。如上述的塞音出缺﹐給出它在幾百個語言中的出現頻率﹑分佈比例，就算是歸納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了。但是它沒法進一步說什麼。再進一步﹐就需要用數理統計中的推斷統計 （inferential statistics）。這已經是假設-演繹-檢驗法了。過去﹐白滌洲﹑趙元任﹑羅常培﹑周祖謨﹑張世祿﹑王力﹑李榮等都用了描述統計（一半的描述統計﹐有均值沒方差）。陸志韋與時俱進，在三四十年代引入了概率論的方法。由於戰後數理統計得到很大發展﹐我們今天就可以用推斷統計來做假設-演繹-檢驗了﹐如t分佈假設檢驗﹐卡方檢驗﹑ANOVA﹐主幹成份檢驗等等 (參看朱曉農1989a, 1999)。
    第五﹑歸納 (還有類比﹑外推/溯因等) 的極限功能是指出多種邏輯可能性之一。錢大昕的例子我在《虛實談》第四章裡談過﹐他找到109個例子得出“古無輕脣音”的“不刊之論”。他材料不少﹐但結果不是“歸納”的結果。要是錢大昕是Sara Thompson的學生﹐准保除了基本語料之外﹐“整篇論文從理論假設﹑立論﹑論證到結論﹐都讓導師批評得體無完膚……推理過程有缺陷﹐關鍵的步驟沒有說出來﹔得出的結論缺乏客觀基礎﹐也沒有立論根據﹐成了純粹的主觀臆測。一句話﹐該說的都沒有說清楚﹐不該說的卻羅列了一大堆”(石定栩2002: 371-373﹐見後)。甚至語料都成問題﹐把不同時間﹑不同地域﹐諧聲、假借﹑直音、讀若等性質不一的材料往那一堆了之。細究起來，只有直音、讀若等直接指明同音的材料才能證明古同類，諧聲、假借的材料並不是邏輯上充分的證據。甚至連直音材料都不一定如山鐵證。例如從這麼樣一條記載“蛋黃，上海話音荒”﹐能證明上海話濁音清化了嗎？當然不能，因為有可能：(1) 方言混雜，(2) 古音遺留，(3) 個人怪僻，(4) 條件音變，處於第二音節或什麼的，(5) 個別例外，(6) 音變開始，(7) 濁音已經清化，(8) 清音變成了濁音，別以為這不可能，(9) 其他邏輯上可能的情況。這還只是材料﹐說到論證﹐問題就更嚴重了。演繹邏輯錢大昕先生不懂﹐不去苛求他。就歸納來說，他也得不出這個結論﹐因為固然有可能古無輕唇音，但也可能古無重唇音 (事實上有人持這看法)，甚至還可能古無唇音 (輕重脣從第三者變來)。從那些材料能概括 (不是歸納﹗) 的只是輕重唇古同類。錢大昕實際上還無意識地依賴了別的方法和前提﹐這種無意識﹐說不出所以然﹐是不是就是“蒙”。
    “蒙”在研究的第一階段 (隨機探索) 是有用的﹐它的現代定義就是：用歸納﹑類推等聯想方法猜出邏輯可能性之一。證明是用演繹法指出邏輯必然性。我們現在做歷史音韻學 (朱曉農《唇音舌齒化和重紐四等》﹐即出)﹐比起錢大昕來﹐“蒙”還是在“蒙”﹐但有幾點改進了。第一﹑考慮到各種邏輯上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不瞎蒙了。第二﹑使用實驗語音學﹐這保證我們的“蒙”從生理﹑聲學方面來看是合理的﹐進一步不瞎蒙了。第三﹐使用類型學﹐這引導我們從最大概率角度去“蒙”﹐也就是說“蒙”最大的邏輯可能性﹐“蒙”對的機會大增。因此﹐我們現在的“蒙”儘管還不能一定得到邏輯上必然的結果﹐但至少開創了逼近邏輯必然性的道路﹐也就是告別了歷來的摸著石頭瞎蒙﹐走上了理性之路。引一段《唇音舌齒化和重紐四等》結尾對自己批評的話作為對歸納批評的結尾﹕
    「本文有個缺點﹐其實也是歷史比較語言學中普遍存在的缺點。那就是整個論證不是靠演繹，而是靠類比。
    嚴格地說，“*pj --> t”這個音變應該是為越語[按：指越南語]構擬的。把它引申到中古漢語是一種類比推理。從邏輯上來說，有以下兩種可能性：
    1. 漢語中重紐四等就是 [*pj]，借到越語中仍是 [*pj]，然後在越語中變為 [t]。
    2. 漢語中重紐四等不是 [*pj]，而是 [*pi] 或者什麽別的，借到越語以後，或者在借貸的過程中變為 [*pj]，然後在越語中再變為 [t]。
   可見利用越語的“*pj --> t”來構擬中古漢語重紐四等的介音為 [*-j-] 並不是邏輯上的必然，而只是兩種可能之一。俞敏 (1985) 等依靠梵漢對音把重紐三等構擬為 [*-r-] 也是這個問題。不過﹐這種使用外族語材料來支持本族語構擬的情況是比較語言學的通例，或通病。單用一種外族語的材料是明顯的類比；使用的材料多了，就慢慢成了一種“類歸納”。」
    認識論要解決的問題不是“知識來源”﹐而是“可靠知識的來源”。獲知途徑無數﹐重要的是怎麼獲得的﹐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這個基礎可靠不可靠。歸納在證明 (科學研究的第二步) 中的地位問題﹐是從休謨到羅素到邏輯實證主義傷透腦筋的問題﹐結果以放棄告終。新知的來源有很多﹐演繹也產生新知識﹐從狹義理解﹐可參看金觀濤有關論述。簡單地說﹐如果甲僅知道大前提﹐乙光知道小前提﹐加起來﹐得出一個兩人都不曾料想到的新命題。廣義地說﹐別以為演繹是同義反復的廢話[注2]﹐數學﹑邏輯全是同義反復。說演繹不產生新知的人是沒學過幾何。用添加輔助線 (小前提) 的方式能得到很多很多幾何新命題。“論畢”實際上就是讓我們知道哪些命題 (在什麼條件下) 與哪些命題等價。在研究中﹐用替換小前提的方式可以獲得不同的結論。把這些結論作為新的大前提﹐再假設不同的小前提﹐又能得到不同的推論。如此這般﹐只要其中某一環得到證實﹐我們就得到一連串的新命題——新知。比如﹕
    1  a. 所有直立行走的生物都是人。(定義) [某個飽學之士甲知a不知b]
       b. 神農架野人直立行走。(數十目擊者的觀察) [某個野小子乙知b不知a]
       c. 所以﹐神農架野人是人。
    你覺得c是個新認識嗎﹖至少對甲﹑乙來說是新知。即使a和b丙都知道﹐但如果他不知道如何建立它們和c之間的邏輯通道﹐還是得不出c。我們幾千年歷史上除了玄奘 (還有他徒弟﹑著《因明大疏》的窺基)﹑徐光啟﹐其他所有學者﹐包括最雄辯最博學的孟子﹑墨子﹑朱子﹑王陽明﹑顧炎武﹑錢大昕等等都不懂這樣推理。所以強調演繹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對症下藥﹐“缺什麼﹐補什麼”(朱曉農1988b。)
    從上述 1 可以進一步得出﹕
    2  a. 人且僅有人會說話 (定義)
       b. 神農架野人是人 (已證)
       c. 神農架野人會說話
    (2c)對我來說是新知。對你呢﹖
    如果我們不相信結論 (2c)﹐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可以修改定義 (1a) 使之成為比如說﹐“並非所有直立行走的生物都是人”﹐這對於我來說又是新知。也可以修改定義 (2a)﹐同樣也能獲得新知。我們還可以否定觀察材料 (1b)。不管是部份否定 (神農架野人並非直立行走的)﹐還是全部否定 (根本就沒有神農架野人)﹐對於我來說都是新知。
    通過以上討論，可以獲得的更大的新知是﹕
    · 觀察材料 (1b) 並不能直接用來作證據 (想證明什麼﹖)。
    · 不符合理論預期的材料實際上對他是視而不見的。
    當然如果我從來不作假設 (1a/2a)﹐直立行走是直立行走﹐人是人﹐說話是說話﹐那麼對於 (1b) 也就“姑妄聽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在我們的傳統學問集大成中 (“集大成”不等於知識“系統”﹐知識系統是指能用演繹推理串連起來的命題集合)﹐充滿了此類似是而非的“觀察”(也許是想象) 記載﹐這些記載 (也許是創作) 又能隨心所欲地用來證明你想證明的任何“命題”。問題出在哪兒﹖這個問題應該不難解答了。只有把知識建立在可靠的邏輯基礎上﹐後人才可能靠著演繹推理的延伸踏在前人肩上不斷攀高。如果建立在別的任它叫什麼的基礎上﹐那就會像我們延續了——更應該說循環了——三千年的傳統學問一樣﹐找不到可踩的前人之肩﹐只好原地打轉瞎踩乎。
    再舉一個用假設-演繹-檢驗法解決實際問題﹐解決歸納解決不了的問題﹐用演繹獲取新知的例子。上面提到對無定NP主語句觀察到 (也許你會說“歸納出”)“謂語都是動詞﹐沒有發現形容詞謂語句﹐憑語感﹐形容詞做謂語似乎不可能﹐但材料有限﹐不能斷言”。既然增加材料解決不了問題﹐既然歸納法捉襟見肘﹐讓我們來試試別的辦法[注3]。先假定動詞謂語句和形容詞謂語句的描寫功能是不同的。再假定動詞謂語句式用來描寫事件的 (IV)。然後假定形容詞謂語是用來描寫某個對象的 (V)。然後推理﹕對象不定﹐難以描寫起﹐因此﹐“無定主語 + 形容詞謂語”的句式在一般場合難以成立。再推理﹕如果我們靠形容詞謂語的描寫來確定作為描寫對象的主語是什麼﹐那就是讓人來猜謎。一旦從假設V推理到這一步﹐便能毫不遲疑地作出如下演繹預言﹕在謎語中能發現“無定數量名主語 + 形容詞謂語”的句式。找一本謎語大全翻翻﹐或者自己編個謎語試試﹐無論這預言被證實還是證偽﹐我們都能獲得新知。
    再舉個例子 (朱曉農2002b)。小稱變調在各方言中都可見到。單從變調的“事實”也就是調值來說﹐我們只能“歸納”出小稱變調什麼形式都有﹕昇調﹑降調﹑平調﹐高調﹑中調、低調﹑甚至還有遠遠高于 [5] 度的“超高調”(類比一下﹐可標為 [39])﹐還伴有各種發聲狀態﹕喉塞音﹑整體緊張﹑嘎裂聲﹑假聲等等。這樣的歸納也就跟沒說什麼差不多。話說有一天有位叫奧哈拉（Ohala）的突發奇想﹐把動物行為學（ethology）裡的一個假說移植到語言學中。這個“高調表小”假說從個子小的聲帶短而薄﹑基頻高這個觀察事實出發進一步把它與弱小﹑從屬﹑討好等聯繫起來。把這個假說引入漢語研究﹐就能解釋小稱變調﹐不僅如此﹐還能解釋很多過去注意到但難以解釋的高調現象如台灣美眉﹑香港“儀怡”﹑北京女國音﹑“好好兒”的變調，甚至為什麼男人談戀愛時聲音變得尖細﹐為什么有時陳述也用疑問句調﹐為什麼傳統日本女性走小碎步﹑滿族女子穿高底木屐﹑漢族婦女纏小腳﹑西方女性穿高跟鞋﹐等等等等。
    下面是又一個例子 (朱曉農2002c)。群母從上古到中古，它的洪音字變入了匣母﹐這是從將近一個世紀前高本漢就知道了的。但為什麼這麼變﹖這樣的問題是上個世紀歸納時代 (再早就更不用提了) 不會問的。現在從空氣動力學的原理出發﹐對了﹐演繹到語音學中﹐原因就很容易找到了。再演繹一步﹐也就明白了為什麼把現代漢語日母“描寫”成捲舌濁擦音是錯的。
    科學訓練就是學會證明的方法﹐知道證明的途徑﹐學會邏輯推理。“邏輯”從最窄的“演繹邏輯”到包括“歸納邏輯”﹐甚至“辯證邏輯”﹐一直到最寬的“事理”有多種理解 (朱曉農1990b)﹐這裡講的“學會邏輯推理”是“演繹邏輯”。這是教育的主要責任。我們的教育缺的就是這種推理訓練。這個誤區其實有著更深刻的因素﹐那就是錯誤的“虛實觀”。科學依靠邏輯的效力﹐邏輯是“實”﹐是可靠。與此相對的是﹐感覺﹑經驗﹐以及從經驗得到的結論﹐管他“歸納”也好﹐“類推”也好﹐“聯想”也好﹐這些都是“虛”的﹐建立在不可靠的知識基礎上的。而前科學時期的看法正好相反。
    讓我們最後來看四個活生生的學習體會的例子。
    1﹑十多年前﹐有一次跟張洪明談起那時正甚囂塵上的某種“文化語言學”。他說了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說﹕“在國外讀書﹐學的就是拿一堆材料argue 來argue去 (演繹推理來推理去)。要是讓搞那種‘文化語言學’的來寫篇學期論文﹐保管他得F (不及格還不得補考)。”
    2﹑張寧在“東方語言學”網站的“岤術討論區·語法學”上對“2003年全國中國語言學暑期高級講習班”(復旦) 提意見﹕“下次應該加一門Analysis and Argumentation的課。這在加拿大所有語言學系都是必修課。I feel sad when I read papers and dissertations and see some linguists do not know how to make an argument (ignore the informal chat in the net). It's true that the course is very difficult to teach and to learn. But it is necessary.”她說的意思跟洪明一樣﹐就是要學怎麼樣進行演繹推理﹑怎麼樣論證。儘管難教難學﹐但卻非教非學不可。
    3﹑石定栩 (2002: 371-373) 把他學寫論文﹑也就是學習論證的經歷寫得生動有趣。他的第一篇學期論文自己改了十一稿交上去﹐發還時紅筆批語比原來的黑字還多。除了基本語料之外﹐“整篇論文從理論假設﹑立論﹑論證到結論﹐都讓導師批評得體無完膚……推理過程有缺陷﹐關鍵的步驟沒有說出來﹔得出的結論缺乏客觀基礎﹐也沒有立論根據﹐成了純粹的主觀臆測。一句話﹐該說的都沒有說清楚﹐不該說的卻羅列了一大堆。”後來讀文獻時﹐就不但注意人家說什麼﹐“而且注意琢磨是怎麼說的……學習其中的論證方法”﹐終於有了“領悟”。
    4﹑我自己在讀書時同樣經歷了痛苦的“轉換”﹐引一段鳴謝的話﹕“Special thanks are due to Phil Rose, my supervisor. I followed him for many years, step by step, experiencing the endless trek from larynx to lips along a narrow F0 track. Applied with his well-formed, global rules of how to do a PhD, I have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 underlying classical philologist to a surface phonetician. Although I am unable to speak Zhenhai鎮海話with the growl phonation as coarsely as he does, I would like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try growling 罪過罪過.”當初學位論文初稿發還給我時﹐上面鑲滿Phil的批語﹐有一頁上他竟然兩處寫下“vague﹗”(虚)﹐還大大的驚嘆號。一開始我不但不以為然﹐還真有抵觸情緒。那時我已經發表各類文章很多篇﹐別的不會﹐寫文章﹑做學問不會不會吧。等慢慢明白“做學問”不等于“科學研究”﹐“寫文章”不等于“寫論文”(記得丹青有次笑話我﹐說我用“最人文的文筆鼓吹科學主義”)﹐也就漸漸學會了argue來argue去﹐也就看出了那些個被批“vague”的地方（虚而不實之處）大多是材料和陳述之間的邏輯關係一塌糊涂﹐想當然地以為把材料 (還是最過硬的語音實驗材料) 一擺就可以當證據了。材料 (觀察的或實驗的) 能不能作為某個觀點的證據要靠你去argue﹐去建立邏輯通道﹐不是往那兒一堆就不證自明﹑其義自現的。
    上面從正的 (如何用演繹推理來證明) 和反的 (歸納證明是無效的) 兩方面來演示如何證明。證明就是指出邏輯必然性﹐這只有演繹能做。其他如歸納﹑外推/溯因﹑類比等等只是指出了邏輯可能性﹐因此只能用作發現﹐不能用作證明。而教育的主要職責﹐在發展理性這方面的職責﹐就是教會學生如何證明。
    總之﹐在描寫中概括不但是必要的 (贊成之3)﹐而且抽象沒有底 (贊成之4) 。
    在假設階段﹐有邏輯方法﹐更有眾多非邏輯方法﹐歸納只是後者中的普通一員﹐而且用起來要注意它的內在缺陷。
    在證明階段﹐歸納是無效的 (贊成之3)。有效的只是演繹。只有演繹才是推動科學的動力 (贊成之1)。科學中﹐萬惡玄辯為首﹐百法演繹為先 (贊成之2)。
    能得到最後這些結論﹐是因為邏輯要徹底 (贊成之4)﹐是因為不想再得“vague！”的評語。
    我很欣賞Morris Halle對學生說的話: “Argue against me!” 我很欽佩王力先生對待後學批評的雅量 (王力1983﹔唐作藩1986)﹐所以我對學生說﹕反駮我﹗駁對了﹐加倍給分﹔駁錯了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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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因此可以聯想到：歸納可能是動物的潛在的認知能力的一部分。稀奇古怪的念頭可以一天歸納﹑類推﹑外推/溯因﹑聯想出100個﹐但重要的是如何去證明 (證實或證偽)。
    [注2] 我們的古人跟現代很多人一樣聰明﹐覺得“人都是要死的……蘇格拉底是要死的”這樣的廢話不說也罷﹐要說就要語不驚人死不休﹐得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或輕……”﹐或者“人固有一死﹐聖人人也﹐然則聖人不朽”這樣的妙句才過癮。參看朱曉農 (1990b)。
    [注3] 這兒不要誤會了，以為演繹是輔助歸納的方法。引一段《語法研究中的假設-演繹法》開頭的話﹕“本文以主語的有定無定為例討論語法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想以此說明歸納法強弩不及之處﹐正是假設-演繹法顯身手的地方。這句比喻說法希望讀者不要誤解了﹐以為假設-演繹只是科學研究中輔助歸納的方法。恰恰相反﹐對於任何一門科學學科來說﹐假說-演繹法都是更為基本﹑更為重要的方法﹐我在《虛實談﹕現代語言學的工作旨趣》中對這問題有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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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萌重庆

    celesteazure
    中国语言学界确实需要讲方法论。
    方法论的教育应该成为教育制度。大学本科应该把方法论课作为必修课开。让后一代的人不致继续贻误。

    麦耘
    “中国语言学界确实需要讲方法论。”
    非常对！不仅仅是方法本身的问题，还有一个观念问题：是否重视方法，是否认为方法更新是学科进步的关键。

    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朱先生），“假设-演绎”是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
    例如abduction的作用在于假设，而经此方法提出的假设是不能用abduction求证的，仍要用演绎来求证。
    其实叫“假设-演绎”不大好，连接号前面是研究的一个过程，后面是一种逻辑方法，不对称。应该叫“假设-求证”（回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老话）。
    逻辑推理可分两大类，一是确然性推理，如演绎，一是或然性推理，如类比、不完全归纳、abduction等。科学研究一般是用或然性推理（加灵感思维）来做假设，用确然性推理来作求证。因此，“假设-求证”已经把各种逻辑方法都包括在内了。
    朱先生认为（当然不仅仅是他才这样认为）只有演绎是唯一真正的确然性推理，因此叫“假设-演绎”也是有道理的。他也并非认为演绎就是科学主义的所有内容，只不过他着重谈后半段罢了。有别的先生愿意更多地谈前半段，也是很好的事。
    张先生如果对朱先生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建议不要在“科学主义”还是“证伪主义”的名目上花工夫，还不如谈谈下面的问题：是不是只有演绎才是确然性推理？

    hcs
    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溯因—演绎—归纳。溯因从反常事情(surprising fact)得出假设，由于假设有很多，于是溯因应该包括假设生成和选择。假设形成之后，进入演绎，把假设当作大前提演绎出新事实，再由归纳进行实验验证。所以，只有溯因是获得新知识的唯一手段，归纳只是验证而已。虽然理论上说溯因出错的机率比较大，然而，由于人的天赋作用，人往往能够正确的溯因出事物的本源，所以溯因是一种猜测本能(guessing instinct)。

   麦耘
   说朱先生把证伪主义改成科学主义，是一个误会。上世纪80年代，朱先生在中国语言学界提出“科学主义”是为了跟当时申小龙提出的“人文主义”相对，并非专指“假设-演绎”方法。他在《科學主義：中國語言學的必由之路》一文中明确说：“科學主義，這是一個意義很寬泛的名詞。語言學中的科學主義，從正面來說，可以簡單地表述為：在語言研究中堅持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從負面來說，它反對語言研究中的事件派和事理派。”这篇文章专谈科学主义，但没有专谈假设-演绎，可见他所说的科学主义并不就是证伪主义。他在其他文章中对假设-演绎谈得最多，是因为他认为这是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科学主义的研究当然以此为最重要。在我的印象中，他并没有把归纳、类比等划出科学主义以外（请张先生引他的话来反驳我）。他大抵是说，只讲或然性推理是不科学的（这句话是我用我的表达方式）。我也这样认为。顺便指出，以或然性推理来作为研究的主要方法，这恰恰是中国传统语文学研究的特点。
    至于说许多人的工作违反了科学主义，这倒是千真万确。我这么说不怕得罪人。现在语言学研究中违反科学主义、不懂科学主义、反对科学主义的大有人在。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大谈特谈科学的研究方法。
    又，朱先生不是“大概”读了波普尔，是确实读了。《科学主义：……》一文就引用了波普尔。

    张万禾
   朱晓农先生不是在这篇《归纳与演绎》里做了补充吗？
   引用——演繹﹐只有演繹﹐才是推動科學的動力。
    概括 (generalization) 是必要的﹐歸納 (induction) 是無效的。
     假設可以來自純邏輯方法 (即排列所有邏輯可能性甚至不可能性)﹐但大部分來自非邏輯方法﹐如類比﹑類推﹑移植﹑外展/溯因法 (the method of abduction)﹑概括﹑歸納﹑觸景生情﹑移花接木﹑靈感﹑頓悟﹑甚至做夢。所有這些 (除了純邏輯方法外) 都可歸到“聯想”名下。但這僅僅是做研究的第一步“隨機探索”。重要的是第二步“邏輯評價”。在這第二步﹐只有演繹邏輯派得上用場﹐歸納﹑類比﹑外展等等所有其他都是不管用的。——

    这些难道不是朱晓农先生的“科学主义”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吗？这是最新观点、最新补充。说这些方法“不管用”、“无效”就是排除，说这些方法为“非逻辑方法”就是排除。
     我手头有波普尔的那本论文集（不过我承认我没有读过，只是翻了翻），朱晓农先生是“波普尔主义”者。在《科学主义：……》中朱晓农先生还是不是彻底的波普尔主义者，在《归纳与演绎》中已经是彻底的波普尔主义者了。
    把科学主义等同于波普尔的理论，排除其它方法于科学主义之外，好像国际哲学界还没有形成定论。

    麦耘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明，朱晓农的论述着重点在“假设-求证”的第二步。他说：
    重要的是第二步“邏輯評價”。在這第二步﹐只有演繹邏輯派得上用場﹐歸納﹑類比﹑外展等等所有其他都是不管用的。
    他把或然性推理排除在“假设-求证”的第二步之外，而不是排除在“假设-求证”之外。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张先生怎么就不明白呢？
    其实，他这段话中可以讨论的，并不是张先生所说的那些，而是：
    （1）他把类比、abduction等称为“非逻辑方法”，对不对？
    （2）对“假设-求证”的第一步（假设），是否真的无须去讨论其方法？
    （3）除演绎外，是否没有其他确然性推理？
    我认为，讨论这些问题才是对语言研究方法论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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