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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解答暨中国科学近现代不兴之原因探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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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 19:35: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飞萌重庆 于 2020-6-2 20:46 编辑

   飞萌加注:“李约瑟难题”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答案。本帖所收集转载文章出于:传播学术、增长见闻、传递更多信息,但并不意味着赞同文章中的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合理性)


    《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选摘,刘大椿/吴向红,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
    科学文化在近代西方首先确立,史家称其为近代科学革命。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于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许多人都有过这种困惑。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试图给出系统解答的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家JosephNeedham(1900——1993),他以中文名字李约瑟著称于世。当年,诱使这位已经在生物化学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毅然改变学术方向、走上专治中国科技史道路的主要契机,就是这个问题。作为他那七卷二十册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贯穿始终之主线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包括李约瑟在内,该问题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及其研究集体对此问题的探索虽然导致了一个越来越长的问题链,毕竟富有启发性;所占有资料的丰富,更其难能可贵。择其要者,就问题的答案,他们曾提出,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尽管曾一度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但由于其本质上是经验性和思辨性的,所以,后来便成为了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重要因素.他们也曾提出,中国未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最基本的社会原因,“无论是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2]他们还曾提出,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商人阶级的不得志可能与中国社会抑制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关。”[3]如此等等。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其他许多学者也为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如封建的自然经济、官办的手工业、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周期性的战乱、崇尚宋明理学、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直觉的思维方式、表意性质的中国文字系统,等等。所有这些解释似乎都很有道理,唯其如此,它们之间究竟谁是根本的,谁是从属的,就变成了说不清道不白的一团模糊。
    1980年,在纪念李约瑟先生80寿辰时,李约瑟过去的合作者,美国的席文(N.Sivin)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角度。席文认为,以往所有种种解释,都隐含着一种错误的哲学,这种哲学由两个错误的推理构成。推理1是假如一桩东西欧洲有而中国没有,我们便说它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必要前提。推理2是假若一样东西欧洲没有而中国有,我们便说它是“近代科学革命”的一个“阻碍因素”。打个比方,假定我们辩论的问题是:马车是汽车的必要前提呢,还是一个障碍因素?如果我们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找到了马车或类似的东西,我们便根据推理1,说中国因为缺少这些,所以不可能发明汽车;而如果我们在中国发现了马车,但欧洲没有类似马车的东西,我们又应用推理2,——因为人们满足于拥有马车就想不到去发明汽车了,把它视为一种障碍因素
    席文的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范型之间的比较决不可能如此简单,一一对应。对某个事件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而要把它放在一个基本的文化发展背景和氛围中去考查。欧洲近代的科学革命,不仅是一场科学概念的变革,而且伴生有诸多心理的和社会的变革。它第一次将“真”这个价值判断尺度从“善”、“美”、“符合宗教”……等价值判断尺度中分离出来,上升为具有最高意义的尺度;它重新定义了自然哲学,即科学,同其它学术的关系;它在旧的宗教制度外建立了新的知识共同体。
    按席文的研究,在17世纪西方科技通过传教士首次传入中国之际,至少在天文学领域可以说发生了一场概念革命,但它完全称不上是近代科学革命。席文写道:
    “(他们)彻底地重新定义了对天体运动的理解方式。他们改变了关于概念、工具和方法的中心重要性的定义,使得几何学与三角学基本上取代了传统的算学或代数学方法。象行星运转和它们距地球的距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类问题也开始被他们重视了。中国的天文学者开始相信数学模型不仅能够预言天文现象,而且可以解释它们。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天文学领域内发生了一场概念的革命。
    “但是,和同期欧洲不同的地方是,这场革命并未产生某种程度的张力。它并未爆发为关于自然的基本观点的重新定向。它并未对一切传统观念都提出怀疑,包括什么是天文学问题?天文学的预言对我们最终理解自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何重要性?等等。
    “最重要的是,它并未将数量和测量在天文学中的有效性扩展到包含一切世间现象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情况更类似于哥白尼的保守的革命,而不同于伽利略所推动的、对假说的彻底数量化。在某种意义上,伽利略们的突破在中国完全不成其为突破,因为中国从未有某个亚里土多德出来宣称:数学的精确性不适用于世间的日常现象。在中国,数学的应用是毫无障碍的……事实上,中国人接触欧洲科学的最具震动性的长期结果,乃是古典天文学的复活,是遗忘了方法的重新发现,它们和新的观点被结合起来重新学习研究。这可以称之为新古典主义。”[4]
    ……
    在席文看来,所谓“李约瑟难题”也许应该表述成;为什么在17世纪的中国,科学概念的变革未能在社会上激起如欧洲近代科学革命的那样一场多维度的变革。席文认为,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当时从事(类似于西方的)科学研究的那个社会阶层:他们在当时科学方面的专门观念是怎样同思想的其余部分结合在一起的;是谁控制了哪些现象需要研究、哪类答案是合理的等舆论;科学界同社会的其余部分是怎样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界同行的责任怎样同对社会的责任相协调;各门科学为之服务的更大目的是什么;等等。
    从现代学者的观点来看,现代科学至少包含如下三个层次:作为既定知识或作为物化的器物的科学成果(器物层);产生上述成果的一整套科学建制,它牵涉到一些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制度层);以及制约科学活动本身、也制约着社会对科学活动的干预方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文化气质等等(思想层)。席文的观点也许可以转述为:器物层次的科学革命以何种具体的方式在另两个层次上展开?
    由此推广到整个近代,那么,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近代中国没有自己产生近代科学,也不在于它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因为中国的文明(包括科学)本来就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独立的发展道路。如果不受外界有力的影响,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它是没有理由非走向近代西方文明、形成科学文化、建立类似的西方近代科学不可的。但是,东西方的交流改变了这一切。先是传教士东来、西学东渐,后是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于是不自觉地和自觉地开始了向西方的学习,开始了西方近代文明、首先是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有激烈的冲撞,有艰难的移植,也有别具匠心的创造,最后导向中国的近代化以至今天现代化的历程,其中包括科学文化在中国的近代体制化。因此,最重要的问题应当是,中国是怎样跨进近代科学文化的。换言之,当近代科学文化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结果又如何?
    ……最初接纳西方特别是西方科技,并对中西科学文化加以比较的中国人是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6——1630)等人.……对于西方科学文化的特征,徐光启等确已接近了它的核心:重实证、求实用。
    在更深层的思维方法方面,徐光启等也洞察到中西科学之间的差异在于是否具有“由数达理”的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的思维方法。……爱因斯坦曾经非常言简意赅地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随着“西学东源说”的盛行,西方科技中的近代因素逐渐淹没在传统的故纸堆里。实验方法的实证精神变成了训诂考古,“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演变为经学家兼治天文算学的时风。西方近代科学精神至此已完全蜕化,中国科技实际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也愈拉愈大了。至此,西学东渐的第一波,像一条抛物线一样,已经跌落到谷底。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开发,等待着新的历史契机。
    ……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移植过程,是一个在中国体制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学习和创造过程。其中不仅浸润着许多先行者的心血,而且形成了一个接力赛跑的序列。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引进、吸收、创造,终于把中国科学提高到可以向世界水平看齐、与国际体制接轨的程度。……摘引自:必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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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2 19:54:05 | 显示全部楼层

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本帖最后由 飞萌重庆 于 2020-6-2 20:04 编辑

    杨振宁  (2004年9月3日 人民大会堂)  
    转引自:百度贴吧-科学吧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方才对我的介绍有一点点需要更正的地方:我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已经退休了,我现在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我的题目是《《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以下几十分钟要讨论许多观念:精简、比类、天人合一,联想,取象,汉语汉字之形成,归纳等。这么多观念很短时间不能讲得清楚,主要讨论的集中于三点。

    图一  
    第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我所以对于《易经》发生了兴趣。  
    第二《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  
    第三《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我是研究物理学的,没有研究过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语音学、美学、哲学等等。可是对于中国文化的成因,我近年来发生了兴趣,所以大胆的今天在这个场合跟大家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易经》大家知道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文献,据说是夏朝已经有了最早的《易经》叫连山,商朝有了比较晚一点的归藏,都失传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易经》是西周时候的周易。所以《易经》的孕育前后至少经过一千多年,这个结论我想是大家可以同意的。
    《易经》里面64卦开始是乾卦和坤卦。如果问《易经》是怎么形成的,以下这个说法大家似乎可以接受:最早中国发展了占卜,因为要对占卜作系统性了解就发展了卦符,所有64卦都有卦符。乾就是六个连线,坤是六个断线。有了符以后还得有名与字。卦名有音,有音还不够,就有一个字。这前后发展的次序我不是研究考古学的,不过我想这个次序很可能多少是对的。
    可是我们知道孕育《易经》的年代也正是汉语汉字开始形成的年代,是中华文化孕生的年代。这些卦是“象”,这是周易里面自己讲的,是浓缩了的观念,以卦符卦名将天、地、人的变迁分类为“象”。
    上面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用今天的语言来描述到底《易经》的精神是什么: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是《易经》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我认为贯穿到了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里面每一个角落。
    譬如分类精简,例子极多。今天大家知道中医的理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疾病与医药各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类,用这个分类的观念做大前提发展中医理论。这是从《易经》的传统所遗留下来的。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很多。
    一、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归纳起来大概有五种道理: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
    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第四跟第五两点跟《易经》我认为都有密切的关系。
    先讲第四点,关于推演与归纳两种思维方法。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见下图:

    图二  
    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为说明此点让我们看一下Maxwell(1831-1879)创建Maxwell方程的历史。
Maxwell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在十九世纪中叶写了三篇论文,奠定了电磁波的准确结构,从而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二十世纪所发展出来的无线电,电视,        网络通讯等等,统统都基于Maxwell方程式。他是怎样得到此划时代的结果呢?
    他的第一篇文章里面用的是归纳法,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必须认识到互相类似的物理学分支。就是说物理学中有不同的分支,可是他们的结构可以相互映证。”
    他用这个观念来研究怎样写出电磁学方程式,以流体力学的一些方程式为蓝本。这种研究方法遵循了归纳法的精神。
    几年以后,在第三篇文章中他把用归纳法猜出的电磁方程式,运用推演法而得出新结论:这些方程式显示电磁可以以波的形式传播,其波速与当时已知的光速相符,所以“光即是电磁波”,这是划时代的推测,催生了二十世纪的科技发展与人类今天的生活方式。
    上面的故事清楚地显示归纳与推演二者同时是近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
    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其中归纳法的来源是什么?
    “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
    都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
    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我们怎么可以证明此欠缺呢?请看徐光启的一些话:徐光启(1562-1633)是明朝末年一个大臣,而且是一个大学者。大家知道他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人,翻译了前六章。他们翻译的原版,现在在国内还有几本,我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去请他们给我看过一本。
    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不可以道里计。后来牛顿写了Principia Mathematica。如果你翻一下此书你就会发现他写的方法完全是照着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方法,是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它是照抄欧几里德的推演法的形式。不幸的是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虽早,(那时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这翻译有将近三百多年在中国没有发生应该有的影响。
    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推演法一个特点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
    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徐光启又有这样几句很有名的话:  
    似至晦,实至明,似至繁,实至简,似至难,实至易。  
    这也是推演法的特点。懂了推演法的精神以后就知道推演其实比归纳容易。请参阅图二。  
    下面要讲上述第五点,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  
    “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内外一理”,  
    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当然我讲这句话会使得很多人觉得,尤其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人觉得我对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攻击得太厉害了。我完全没有攻击的意思。天人合一的内涵绝不止内外一理,还有更重要的“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的传统影响极大。而且从今天的世界现状讲起来,我们可以问,摒弃天人合一而完全用西方的办法发展下去是否将要有天人对立的现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不过不在我今天所能够讨论的范围之内。
    二、汉语汉字的成因  
    世界上原始语言与成熟语言几乎都是复音的,单音的语言是仅有的。我不晓得任何一个别的成熟的语言是像汉语这样单音的。近年考古学家发现一万六千年以前江西的居民已经采集野生稻为主要的粮食。所以在一万多年以前已经开始形成了中华文化。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已经有语言,我们也有理由可以假设,这些我们的祖先所用的语言是复音的。那么后来怎么变成单音的汉语呢?
    从复音的汉语变成单音的汉语这中间一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这是十分独特的事情。
    我的一个大胆的假设是:这变化是受了易经的影响。卦名是单音的。乾、坤,……都是单音的。是统治者用的,是神秘的,有重大影响的,念起来有份量的。久之就形成了一个重视单音符号的价值观,而影响后来整个汉语的发展。在座有语言学的专家,我这个讲法是很大胆的,希望不被语言学家批评得体无完肤。我们看元、亨、利、贞、吉、凶、阴、阳、日、月、天、地,这些有声有色,有份量的,讲出来有影响的单音字对于整个语言文字的发展当然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刚才说我猜想汉语、汉字所以变成单音的语言文字与《易经》有密切关系。
    三、中华文化的审美观
    《易经》的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的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极深又极广。下面我简单讨论它对汉语、汉文法、文学、艺术、书法等的影响。
    英文“Word”,通常翻译为字。这不恰当。应翻译为词,是一个或好几个字构成的。比如“现代”,比如“所以”,都是两个字的词。词可以是一个,两个或更多字所组成的,可是绝大多数是一个或者两个字的,不太有三个字以上的词。多半的三个字或以上的词都是复词,或是音译的词。前者例如“外祖父”,“洞庭湖”,后者例如“成吉思汗”。
    19世纪开始翻译元素名字的时候也只用一个字,氧、硫、镭,这些在英文里面都是复音的,在中国翻译都变成一个单音的词。为什么这样吝啬呢?我认为在中华文化形成时代,在汉语形成时代,受了易经的卦名的影响,发展出来了精简为美,浓缩为美的深层观念。此审美观影响了词的形成。
    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深层文法,然后在此深层文法之上,不同的语系各自发展,这是Chomsky的一个大发现。比较不同的语言就会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等等。汉语亦然。可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少用介词。例如不说“我的父亲”而说“我父亲”;不说“慢慢地跑”而说“慢慢跑”,把介词省略掉了。所以西方人说中文是电报式的文字,尤其是古文。好的古文确实是极美的文学。美的原因之一就是古文不遵循通常文法的发展方式,而力求用最少的词表达出最多的意思。这种审美观念应是易经的浓缩化精简化的申延。
    联想在世界任何文学之中都占重要的位置,而在汉文文学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因为汉文中的词既常常建构于数个单音的字,就往往是根据联想而形成的。譬如:风气,风云,风流,风景,风光,风雨,风俗,都是联想形成的词。风云一词的形成可用下图表示:

    图三  
    这种词的结构更进一步促使汉文学演化成联想的文学,
    “云想衣裳花想容”,“秦时明月汉时关”  
    就都是升华了的联想。  
    中华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意境与西方传统绘画完全不同,是“观物取象”的象,不是照像的像;是精神的象,不是形似的像;是天人合一的象,不是歌颂自然的像。我认为这种思维精神是从易经来的。
    至于说易经对书法的影响,更是非常清楚了。书法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是其它文化所没有的。
    而书法显然跟《易经》的浓缩化、符号化、抽象化的精神有直接关系。我一个好朋友书法家,雕塑家、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里面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书法,我所以完全同意他这句话,就是因为书法把《易经》的精神具体化了,现实化了。

    2004年9月23日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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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2 20:08:22 | 显示全部楼层

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钝支持杨振宁部分观点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8日 11:08 金羊网-新快报
  针对陈方正“中医药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观点,一向温文尔雅的杨振宁激烈地表示:“如果中医药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么它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前途!”
  另外一个与会嘉宾、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钝以及董光璧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都认为,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中医药无论如何都不是科学。“中医药采用的不是那种建立在实验和推理基础上的、培根以后建立起来的近代科学方法。因此,中医不是一种近代科学,而应该归结为传统科学,一种学术传统。”刘钝说。
  而针对杨振宁认为《易经》没有推演法的观点,论坛中有听众也激烈地表示反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进而演化成六十四卦,就逻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推演法。”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从“卦象”而知“吉凶”,这也是一种推演。
  刘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拿《易经》算卦,那显然是文化中的一种糟粕,《易经》里面的预测方法跟科学的逻辑概念显然相差甚远。
  刘钝认为,杨振宁的几个论点中,其中两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第一个是《易经》影响中国文化的思路,杨先生用它来解读近代科学在中国缺席的原因之一,确实是这样的。第三个是《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观,我也觉得没有错。”
  争论的焦点最后重回到李约瑟问题。刘钝说,李约瑟问题是没有惟一答案的,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在李约瑟之前,最早在17世纪,一些传教士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先进的组织和文化,却在自然科学上这样落后?但至今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历史问题跟数理问题不一样,历史问题只是提供讨论的一个平台。他有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来解。最普通的解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然后还有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国的文官制度、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甚至中国的语言。这些以前都讨论过。杨振宁从《易经》的角度来讨论,认为《易经》至少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说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回应。”刘钝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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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2 20:13:44 | 显示全部楼层

何祚庥反思《易经》文化 支持杨振宁观点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9日 13:51 新浪科技
  在智慧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何祚庥
   ……………略…………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杨振宁先生在2004 年9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演讲,《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演讲中鲜明提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尤其是《易学》研究者,纷纷指责杨教授的“失言”。如果问我的意见,我以为杨振宁先生对《易经》批评,恰好打中了某些“易学”研究者的要害!一个重要理由是:“《易经》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传承并弘扬了几千年,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大,超过了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然而中国的科学却落后了!当然,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曾长期处于先进生产力受压制的局面,社会生活没有出现强烈的发展科学的要求;但是,从思想层面来说,就不能不追问一下: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里,是不是有重大缺陷?!
  《易经》的思维模式有两大明显的缺陷。一是宣扬神秘主义,二是美其名曰整体思维,其实是笼统思维。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就要去“辩证”地综合。典型的例子,是在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等等“玄而又玄”的说法,而且还要认为深得《易经》思维之妙!为什么从总体来说,中医的医疗效果不如西医?为什么中医理论多年来没有什么进步?为什么一些中医理论研究者,其研究目的就是要“证明”《黄帝内经》的正确?如果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已经穷尽了医学的一切,那么还有什么当代医学的进步?
  某些“《易经》思维”的鼓吹者,还喜欢批评“西方”科学缺少了整体思维,仿佛这是“西方”科学的一大短处。其实这纯系“无的放矢”,是厚诬了当代的西方科学!举个例子,当代的物理学,其研究粒子之小,不仅仅深入尺度为10^-8厘米的原子、分子,而且还深入到“基本”粒子,深入到尺度为10^-16厘米的层子,亦即夸克,深入到胶子;但当代物理学同时又研究宇宙之大,其空间之远,远远超出过100亿光年的距离,其时间之久,久到约137亿年以前曾发生的一次宇宙大爆炸,并且还正在向大爆炸前宇宙的研究迈进。有兴趣的是,正是基于宇宙演化过程的深入的研究,从而首先从理论上给出只有三代中微子的科学预言,然后在西欧的超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得到了完全的证实。所以,“宇宙之大”和“粒子之小”的研究,竟然如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当代的西方科学已经建立起尺度大到4×10^20厘米之大的科学的宇宙论,还能说“西方”科学缺少了整体思维?!相反,我们却看不到在“《易经》思维”,亦即“笼统思维”模式下的“宇宙”论,有什么“科学”的成果。也许有些人会批评我们是对古人的苛求!当然,我们不应以今人的眼光去要求古人,但是,为什么你们却在那里颂古而非今!
  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模式;一切从臆想笼统出发,这是古代易经的基本思维模式。
  两种思维模式,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很愿意借此机会,作一次支持杨振宁教授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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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 众学者质疑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2日 08:50 北京科技报
  作者:杨猛
  刚刚在北京结束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向《易经》“开火”。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媒体以《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为题报道。近日,国内易学研究权威学者通过本报谈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杨振宁: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
  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说道: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曾讨论过近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萌生,我觉得和《易经》有很大关系。”
  杨振宁认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受《易经》的影响。如果归纳一下今天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发现其中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归纳法,一条路是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比如Maxwell方程,就是运用了两者结合的方法,今天发电机,电话、无线电、电视网络通信激光等等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而所有的这许多都基于Maxwell方程式。
  中华文化的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观物取像,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易经的精神分类、精简、抽象化是归纳法的精神。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非常好的例子是明朝末年的学者徐光启。
  徐光启第一个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史上一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变成规律化。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徐光启翻译后了解到,推演法的一个精髓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是摆事实,次序没关系,重要的是最后的结论。可惜徐光启的译著只翻译了前六章。没在中国产生应有的影响,所以推演法没在中国生根。
  杨振宁认为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杨振宁最后表示,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所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
  国内易学专家称杨振宁的观点“有很多常识性错误”。
  著名的易学专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认为,杨先生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杨先生说周易只有归纳,而没有推演。可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
  另外一个目前属于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该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认为,杨振宁的演讲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出发点令人欣赏,但是其中牵扯到易经的有些地方的确值得商榷。比如杨振宁说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周之前的甲骨象形文字就有单音字出现。
  其实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反思从李约瑟就已经开始。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基本是李约瑟的一个延续。究竟是不是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与进步?该人士认为,评价中国近代科学,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比如西方文艺科学的发展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适应了社会需要的产物。
  另外,杨先生说易经没有演绎法,所以导致科学裹足不前。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古希腊时期就有一大堆演绎法,比如演绎逻辑和形式逻辑。但是为什么也没有产生牛顿呢?他并不否认中国近代科学精神的缺失,但是把原因归结于易经,“显然有失公允”,容易误导对于古代哲学的认知。他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已经有很长历史,认为天与人是同一性的,人首先是个自然物。而西方哲学的观点,讲究主客观,西方传统,近代科学,讲究人和自然是对抗的,这涉及东西方思维的差别。况且,“只有思维方式还不够,关键是社会条件”。
  欧洲近代的科技之路不是唯一的发展向度。
  另一位周易学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萧汉明教授介绍说,十六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与科学方面的发展一直远较欧洲卓有成效,然而近代科学为什么首先出现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其实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萌生过浓厚的兴趣。
  由于杨先生特别注意到《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与影响,又由于杨先生以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向度为唯一尺度,所以杨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周易》没有推演法,因而阻碍了中国科学走向近代。如果就历史事实而言,中国在近代不仅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科学,也没有走出中国自身的近代科学道路。这个历史事实,是否一定要归咎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杨先生认为中国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把技术当作“奇技淫巧”,这个观念的确在历史上出现是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特别值得一议的是,《周易》是否对科技采取拒斥的态度?萧汉明教授认为,如果考察一下公元前四百年前后问世的世界性名著,那么有哪一本书曾经明确无误地宣称过它对科技具有促进作用呢?回答恐怕只有《周易》。
  在《周易·系辞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将“制器尚象”列入圣人使用《周易》四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说明《系辞传》作者十分看重易象对制器的作用。依据作者所举之例,诸如耒耜、舟楫、服牛乘马、臼杵、棺椁、书契等古代发明,都与易象有密切关系。
  萧教授介绍,《周易》的确不具备欧几里德《几何原理》的思维路向,它所重视的是取类比象的分类法与易象的模拟功能。
  以取类比象而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1892种药物按无机界的水、火、土、金石,植物界的草、谷、菜、果、木、服器,动物界的虫、鳞、介、禽、兽,最后到人,共十六部六十类,其先后次序包含着由低向高的进化程序。达尔文称此书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时珍的分类法比林奈的分类法还要高明,因此《本草纲目》可以看作是中国科技刚刚踏入近代科技门槛的代表作。如果中国科技在近代不是由于封建专制体制的制约,《周易》的思维方式将会促使中国科技走出自己的近代之路。
  再从传统医学看,当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西医的解剖生理学迅速被传统医学汲取,但传统医学的经络学说至今还受到西方的排斥。这是由东方与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所决定的必然的历史现象。
  杨先生说:“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个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萧教授认为,杨先生此说抓住了西方近代科学的本质特征。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医学注重四季气候变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从这个基点出发,如果中国医学有自身的独立的近代进程,那么它也决不会抛弃由此得出的一切相关结论。由此可见,如果中国有自己的近代科技之路,那么它决不会出现与西方完全雷同的发展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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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2 20:17:38 | 显示全部楼层

对待传统文化要避免虚无化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24日 15:42 新京报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近日提出,中国传统文化里无推演式思维和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而这两点都与《易经》有关。11月17日《新京报》刊发《自说自话的文化算不算文化》,作者认为,类似《易经》的传统典籍,其作用仅仅是一种“符号”,是一种自说自话。
  在经过一个半多世纪的国家灾难和民族探索后,如今的中国人该“平心静气”
  地对待20世纪初被鲁迅等大师指责为落后挨打的近代史国运“元凶”的传统文化了。笔者认为,即使如科学巨匠杨振宁所述,《易经》乃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元凶”,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一文化典籍,把它们看作“自说自话”。在网络、基因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这是一种由于陌生和思维惯性而产生的对传统典籍的虚无主义态度。
  作为儒家哲学的元典,《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追求,一直是塑造几千年中华民族人文气质的最重要精神源泉。直到今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还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而作为清华大学曾经的学生和今天的老师的杨振宁,正是这种人文精神在接受现代西方科技智慧淬炼后的“结晶”。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现代重生”之路,就是要在融合西方科技理性的基础上,在现代人的科学世界观中,发掘和继承传统的人文智慧和精神传统。
  在这种继承中,最容易出现的是那些文化怀旧者和以“古”、“传统”为招牌的人。
  前者是忘记了现代科技“改变了国家命运”的历史史实,而陷入了固执性的文化自恋,后者的所谓用《易经》算命、天人合一,只不过是利用传统概念来敛财而已。两者都是传统文化招致人们腹诽、诟病之处,也是近年来“传统文化热”中让人警惕的一面。
  无论如何,中国的传统文化“回归”和“重铸”,必须要经过西方科学理性的厘清和梳理,否则就会进入“蒙昧化”的误区;而生活在科技创造的现代世界中的国人,如果丧失了传统人文智慧和精神的熏陶,陷入虚无主义,将会导致在全球化世界中个体与民族自我身份的迷失。
  □李万刚(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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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2 20:18:50 | 显示全部楼层

网友:《易经》之争下的“伪学术敏感”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24日 15:41 人民网
  网友:刘利军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关于“《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的论点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新的论战。最终,争论的中心论点扯出了一个老话题——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有着先进文明的中国萌芽。
  关于《易经》之争,早在今年10月26日,《中国青年报》就已经对其进行了报道;这一争论的核心问题——“李约瑟难题”的纷争更是早已有之。但是,这样的纷争能够再度在中国的学术界掀起“风波”,值得深思。
  从某种意义上讲,杨振宁的观点触及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根脆弱敏感的神经,中国传统文化学界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捍卫来面对这场论战的。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场论战中,中国传统文化学者的观点并未出现“一边倒”的态势,而是出现了杨振宁观点的支持者。但是,所有这些表象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这场论战从本质上讲毫无意义,而附加在这场论战中的参照意义也正在被一种“伪学术敏感”所掩盖。
  “李约瑟难题”注定是一场不会有最终结论的论战(《中国新闻周刊》语),因为,“李约瑟难题”是在为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寻找原因,而任何的结论都不可能在返回到历史当中再去接受检验,因而,任何的结论也只能是存“公道”于自心,当然也就应允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这样一个本质上并无意义的论题展开争论,从表象上来讲,哗众取宠的成分就必然更多一些。但是,对于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较高声望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杨振宁来讲,似乎已经没有再哗众取宠的必要。而杨振宁的观点也并非是攻击或完全地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杨振宁在提出论点的同时,对“天人合一”的内涵中更重要的“天人和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论战的焦点并未因杨振宁对天人和谐的评价而有所减弱,所有的矛盾焦点都集中到了杨振宁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答案上。因此,这场论争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正陷入了另一个“李约瑟难题”:对一个假想中的结论展开攻击。而由此正折射出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危机:伪学术敏感。
  良性的学术敏感对促进学术研究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这种学术敏感必须立足于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上,它包括研究者本身的理性独立的思考。但是,现实的情况表明,学术独立性正面临着缺失的危机:诺贝尔奖颁奖时总会引发学术界的追问和反思,但真正能够拿得出门去的学术成果寥寥无几;在国企改制受到外界学者郞咸平置疑之时,中国学界出现了近乎一致的敌视;一些学者的社科研究钻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对历史人物的私生活进行“全新诠释”;日益庸俗化的研究内容及无谓的纷争,凸显出一部分人对学术研究的浮躁……
  这种“伪学术敏感”掩盖掉了论争背后真正理性的光辉:中国学界必须真正客观理性地听取和面对不同意见;有必要对中国学术研究思维方式进行必要的反思;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文思想的影响力作出真正理性的辨析。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真正理性的看待,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可能就无从停止,而关于《易经》之争的这种“伪学术敏感”式的论战也必将风起云涌,中国距离世界科学前沿的距离,也必将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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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2 20:35:40 | 显示全部楼层

语法结构和科学产生的关系——朱晓农2号猜想

    语法结构和科学产生的关系——朱晓农2号猜想
    ——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歟!」(学而第二)
    珠子说:“为言者常行也。其常行也循法,他行而好违规者,鲜矣。不好违规,而好犯法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法治。语法也者,其法治之本歟!”
    为什么我们没有科学?——因为我们没有演绎逻辑
    为什么我们没有演绎逻辑?——因为我们没有严密的语法。
    弱命题(李约瑟难题) ——古代中国的技术发明比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多, 但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
    强命题(朱晓农问题)——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
    不应该弱命题,而应该强命题!因为对李约瑟弱命题可以这么回答:十六、七世纪发展不出科学,十八、九也许可以发展出来吧?二、三十一定可以了吧!而对朱晓农强命题的理解是:如果一切保持原样,那么,1000世纪也发展不出科学。
    过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多种多样,例如——
    1、政治因素决定的:我们是封建社会,我们是专制社会……好像资本主义制度是充分条件。
    2、制度上的问题:科举制度 妨碍了科学的产生。
    3、经济因素决定的:我们是小农经济,我们是重农抑商……
    4、文化因素决定的: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 其实,重理论的在任何社会永远只是 ‘一小撮’。
    5、观念上的问题: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6、(无)宗教因素决定的。宗教都是非理性的,中国无形式意义上的宗教,因此,中国的非理性因素较少,也就应该有利于科学的产生。
    7、地理因素决定的:欧洲是个大平原,容易形成一统的共性观念;中国地貌复杂,容易形成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观念。
    我的回答是:根源在于语言结构。语言在逻辑产生中起到关键作用,而逻辑在科学产生中起到关键作用。
    科学研究两个步骤:
    (1)做出假说的随机探索过程;
    (2)进行评估的逻辑论证过程。
    对于第一步,不会也难——瞎猜呗!第二步则是一个文化的奇迹,他包括两项工作。这也是科学产生的两大必要条件
    用演绎逻辑来进行推理,组织命题。
    用受控实验来寻找因果关系。
    两者共同构成了科学产生的充分条件。这一点爱因斯坦在1953年致友人信中已经指出: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has been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at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need not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did not mak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2004年10月23日,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会上杨振宁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演绎法。
    爱因斯坦的判断不错,杨振宁的直觉不错,但问题并没因此而解决,只是把问题推进了一步——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演绎法
    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以及在他指导下的行为方式。理性思维取决于语言结构,这是因为理性思维由语言组织、理性思维由语言进行、理性思维由语言表达。Wittgenstein (1958): “The limits of my words are the limits of my world.”理性思维与演绎法的关系是:理性思维就是基于演绎法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推理遵循形式逻辑,从前提到结论之间不能跳跃。
    出现逻辑的两个语言:(1)希腊语(亚里士多德逻辑),(2)梵语(因明学 Nyāyaprave?)。两者有什么相同点?——同属印欧语系,有相似的语言结构。
    为什么会有逻辑学?——最早的逻辑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自然语言中存在的模糊性和歧义,促使语言分析的产生,那就是语法学,逻辑学(可能还有修辞学)。两者最初是混而不分的,像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墨子的“二马或白”,既是逻辑分析,又是语法澄清。而这样的命题在希腊语和梵文中是不会产生的。
    语言结构与逻辑形式的关系:特定的语言结构产生特定的语言歧义。为解决特定的语言歧义,产生了特定的语言分析技术。特定的语言分析技术导致了特定的推理方式。特定的推理方式规定了今后特定的逻辑形式。
    逻辑与科学的关系:特定的逻辑形式规定了特定的探究外在世界的思维方式。各民族特定的“科学”(探索自然)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怎么样推理,就导致什么样的自然探索之道,也就是不同的科学。
    在古往今来不计其数的文化中只产生了两个演绎逻辑,其中一个文化的后代产生了科学。因此,李约瑟难题实际上不是个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我们同样可以问:
    为什么日本不产生科学/逻辑?
    为什么土耳其不产生科学/逻辑?
    为什么澳洲不产生科学/逻辑?
    为什么非洲不产生科学/逻辑?
    为什么南美洲不产生科学/逻辑?
    为什么北美洲不产生科学/逻辑?
    为什么?为什么?
    如果到处都不产生科学/逻辑,那么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
    为什么希腊产生逻辑?
    为什么印度产生跟希腊逻辑同性质的因明?
    因为我们总是针对特殊来提问。
    逻辑产生的语言结构的必要条件:
    语法上的 “句子” 与逻辑上的 “命题” 同构。
    “句子” 是个语法上充分定义的单位。
    主谓才能并就能成句。
    具体来说——
    一个句子有且仅有一个主语。
    一个句子有且仅有一个定动词。
    一个句子用一个句号标志。
    当然,首先我们要有 “句子” 的概念。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
    ——因为古汉语、古白话的语言结构产生不了逻辑。
    来源:朱晓农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a1b7d30100cax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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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2 20:39:47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

    JohnsonWen:2009-04-21 10:51:50 Huma105 Group 10   summary
    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命题的侧重点,一个更偏重科学,一个更偏重科技。李约瑟其实没有把科技分开,科技实际上是科学和技术的总称。科学是规律的抽象与概括,而技术则是一个特定的对象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举香港科技大学的例子来说,理学院包含的主要是科学方面的课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化。工学院主要包含的是技术方面的课程。
    李约瑟所说的中国人几千年科技领先,实际上是我们的技术远远领先于世界,但我们科学的成就其实很低。物理、化学、生物、生化等学科基本没有发展,而数学的发展也很不全面,只有在代数上有小小的发展,在几何上基本没有任何发展。在思忖为什么我们的科技可以领先时间几千年却在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内被超越的时候,我们不妨这么想,在技术发展到某一程度需要强大的科学后盾作为支撑,由于我们的科技跟不上,于是我们在技术上很快的,在仅仅百年之间被其他国家超越了。
    下面我们将主要讨论中国古代科学发展为什么如此缓慢的原因。
    首先,让我们来看君主集中制对中国社会以及文化的影响。
    一方面,君主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促进科技的发展。君主集中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君主有权力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办一件事——试想,如果修建一项浩大的水利工程,大量人力物力的调动,只是君王的一句话啊!同样,过犹不及,当君主权力过度膨胀的时候,它也就变成了科技发展的绊脚石——君主不喜,一切都是白费。于是,所有的科技研究成果被君王所把持,巩固其统治的,就大行其道;不利于其统治的或者君主不喜欢的,化为泡影。
    这样一来,古科技成了封建制度的附庸,工匠们奇思妙想只为博得皇帝一笑罢了。拿“长信宫灯”来说,工匠们制作了这样精美的艺术品,自己却没有办法拥有。老百姓就更无从得知了。另外,为了保证御用品的独一无二,历朝历代的皇帝对皇家用品的制作方法是独家垄断的。一方面,工匠们靠着这项技术吃饭,自然不想他人知晓这精美艺术品的奥秘。另一方面,就算流传出去又如何?除了为皇家服务,这项技术的利用价值为零——民间根本禁止使用这样的工艺品。再加上,当时寻常百姓连夜间点灯都嫌奢侈,何况这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制作而成的“装饰品”?于是,知识没有被使用的需求,自然不会大范围的传播。知识不被传播,经验无法交流,科学产生?空中楼阁!
    另一方面,君主掌握着知识传播与思想传播的命脉。
    同样是为了“大一统”,秦始皇于乾隆皇帝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秦始皇选择“焚书”—— 凡《秦纪》以外列国史书皆焚毁;除博士官外,私藏《诗》、《书》、百家语者,限期交官府烧毁;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情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面,罚四年筑城劳役;仅医学、卜筮、种树(农业)之书不烧。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而乾隆皇帝选择“编书”——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
    于是后世之人便对始皇帝焚书之举大加鞭笞,对乾隆帝的《四库全书》多是赞扬之词。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么?
    秦始皇的焚书时在宫中保留备份2(当然,这些珍藏本还是被项羽付诸一炬);而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大兴文字狱,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所谓“寓禁于征”是也。那为什么后世之人对乾隆帝大加赞赏呢?照鲁迅的话说:“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两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加强思想的控制而采取的手段,殊途同归而已。思想被束缚,思维被桎梏,科技发展?水上浮萍!
    再者,君主集中制也促进 了官僚主义作风的形成。君主权力的集中让人们看到了权力的重要作用。而“三纲五常”思想的成熟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权力的渴望。另外科举制度大行其道为人们获得权力提供了通道,于是人们读书已经不是为了单纯的获得知识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的出现,反映了人们思想中已经扭曲的价值观——读书是为了做官,光耀门楣。而这所谓的书也不是泛指知识,而是特指儒家经典。“书”含义的狭隘也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进一步扭曲。于是重文轻技,视科技创新为“奇淫技巧”,“细枝末节”。另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低下,甚至难以温饱,因此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又是对科技发展的一大打击。
    那么,儒家思想对于科技的发展又有什么作用呢?
    儒家文化对古科技发展的最直接影响,在于对于“科学家”本身及其“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大多数 “科学家”的人格、价值观、学识都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就连启蒙之物,也皆为儒家经典。也因为如此,他们的“科学研究”,包括动机、方法等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自然观以及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了古代大多数“科学家”在各领域进行具体“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作为教育家,孔子以“仁”、“礼”为核心,以培养君子为教育的目标。《论语·述而》中说:“子以四教:文、行、中、信。”《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可见,孔子教育的核心是对伦理道德的教育,而不重视对科技的教育。《论语·子路》中记载,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其请教稼圃等农业知识时,被斥为“小人” ——稼圃等生产技术乃是小人之事,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之事才是孔子关注的核心。孔子的另一个徒弟子夏更把科技视为“小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而宋明时期朱熹和王阳明更是把科技视为到修身养性的大敌。朱熹曾说:“如今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饭也。”王阳明曾说:“学者当务之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在他们看来,对自然界草木器物的研究会妨碍穷天理明人伦和在礼乐本原上用功,这是玩物丧志之举。可见,在仁智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孔子与中国文化》)拥有着这样哲学背景的“科学家”又怎么会对“科学研究”报以极大的热诚?
    另一方面,儒家学派中的复古主义对科技的发展也是致命性的伤害。众所周知,科技的发展药材在前人的肩膀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在中国呢?只有上古先贤的著作才被奉为经典,甚至在明清的科举考试中,考生们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只能“代圣人立言”,借机阐述自己的观点。何其畸形!而在有关古科技的著作中,这种复古主义的影响也很明显。儒家经典的“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经注形式被沿用到各个学科的著书立说之中。以数学为例,《九章算术》中数学成就多偏重于代数化,即偏重面积、体积、和线段长短的计算,忽视了几何定理的逻辑论证。而由于“经注”形式的推波助澜,后代的数学著作,原则上都遵循《九章算术》的方法,尽管辗转注释过程中也不乏创见,但终究无法超越《九章算术》中所订下的数学范式。由此,一本书中的缺陷,竟然成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特点”。以前人经典为根本,就难以取得突破性的创新发展。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这种复古主义的强化,对科学的发展是一种扼杀。
    再者,儒家思想中对“经世致用”的推崇,也对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抽象化过程极为不利。《墨经》与《考工记》同样涉及到机械制造的有关专题,只是叙述风格有异。《墨经》在记述机械制作的方法的同时,“摹略万物之然”;而《考工记》则记述了机械的详细制作方法。如果《墨经》与《考工记》能够在后世同时并行的话,他们各自不同的内容与特色完全可以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然而在中国科技史上,《墨经》很快被人遗忘,而《考工记》则成为后世工艺制造的典范。尤其是它作为《周礼》的一部分而以“经”的面目出现,后人更是将它奉为神明。《墨经》的纯科学理论性质,从它成书之后,几乎就没有引起国人的多大兴趣。文人士大夫们认为穷根究底的理性思辨是“不急之务”、“无用之辨”,而从事工艺制造的匠人们则更容易接受能给他们带来操作技术指导的工艺指南。于是实用技术的《考工记》(被容纳于《周礼》)系统得到发展,而《墨经》式的理论系统受到排斥。这种选择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体现,而也恰恰是这一种思想,导致了理论系统发展的重重阻碍。(《诸子学与先秦社会》)
    如此看来,君权的过度集中和儒家文化分别对科技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两者的相互作用,对科技的发展不啻于一种雪上加霜。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阴阳,儒,墨,法,道德六家4。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了官学,儒家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而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时期,儒学逐渐失去其独尊的地位。道教佛教先后风靡一时,最终儒释道三足鼎立。然而,儒学与道教佛教在三足鼎立的同时蕴含着合流的趋势,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了宋代,程朱理学以儒学为基础,融儒释道于一体,发展出所谓“新儒学”,在其后的700多年里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决定着整个中国特别是宋代以后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发展方向。而这一统治地位,正是借助皇权来确立的。
    而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思想以及对“礼”的极度重视,都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维护。这也是为什么儒家思想能被上位者尊为国学的原因。另外,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皇帝们,或者说身居高位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对思想的控制,对儒家学派进行逐步丰富和完善。例如董仲舒在儒家思想中加入的“君权神授”“大一统”思想,进一步了巩固了皇权。后世朱熹对儒家思想的重新阐释,迎合上位者的喜好,把对君主、族长、家长的愚忠愚孝抬升到“天理”的层次,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极度荒谬的伦理道德规范。将伦理道德凌驾于一切之上,对科技的持鄙夷态度。这样的思想经过皇帝的推广,强制性的成为了社会的道德标准,行为标准。科技的发展也就只能在夹缝中生存。苟延残喘之下科技又能有什么发展呢?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原因,确实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经济制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经济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自给自足,不需要商品交换。这点原因使得大家都被限制在了自己的生活的区域范围之内,交流范围也因此变得有限。这种小范围的交流,往往仅限于一个乡,或者一个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语言地域分化明显,也是为什么在人生四大喜中加上了他乡遇故知这件喜事的原因。这样子的一种局限性,使得中国人在看问题想问题的时候容易保持固有的己见。这种局限的状况使得信息难以交流,知识难以沟通,科学难以传播。相反地,我们看到西方,尤其是希腊,其城邦邻海,人员之间交流范围大,新的问题能够很容易的被大家了解、讨论、研究。所以我们就说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为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便利,而这些便利,在我们中国是确实没有的。
    现在我们阐述一下地理原因:中国的地理状态其实和西方有很大差别,中国一面所有世界最高的山,另一面有世界最大的大洋,这样使得中国人的眼界被封闭在一个区域,即使这个区域很大,也是被封闭在这个区域里面。中国历来把自己看作世界上最强,东南西北方的民族普遍被认为是略等,这本身就是鄙夷外界,拒绝进步。古语有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背后所隐藏的观点更是我们看不到外界世界的变化。这种地理情况导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外面的文化科技无法进来,二是我们的眼界也无法看到外面。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只看到的是中国的科技传播到外面,而鲜见外面的科技传播进来。我们举例说明:阿拉伯数字从印度传播到中亚,然后传播到欧洲并被广泛使用,但唯独与印度比邻的中国没有接受这种抽象化的数字。这就是地理限制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典型案例。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符号抽象化程度低的问题:西方的科学发展是一直伴随着对符号的不断抽象而进步的。但就中国数学而言,它的抽象化很低,有的时候就算一个最基本的数字,也不能保证在两米之内写完,这就导致运算复杂,所以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少,从而从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科技的发展。
    然后我们探讨一下语言的结构与逻辑:主要引用朱晓农教授的观点。朱晓农教授的观点是,科学不能够在中国产生,根源在于语言结构。语言在逻辑产生中起到关键作用,而逻辑在科学产生中起到关键作用。其本质的一点是特定的语言结构产生特定的语言歧义。为解决特定的语言歧义,产生了特定的语言分析技术。特定的语言分析技术导致了特定的推理方式。特定的推理方式规定了今后特定的逻辑形式。逻辑与科学的关系是特定的逻辑形式规定了特定的探究外在世界的思维方式。各民族特定的“科学”(探索自然)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怎么样推理,就导致什么样的自然探索之道,也就是不同的科学。中国因为没有出现逻辑性强大的语言,自然科学不会再中国产生。
    最后一点我们研究一下书面语口语的巨大差距对科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口语与书面语的结构和语法极为不同。当今社会,只要认字,一般的杂志文章大家就看的懂了。古代呢?认字了,可是看得懂四书五经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的话,也不会这么多“注”“疏”甚至《论语注释》《道德经注解》存于世了。换句话说,古代口语的语法不一定与文言文语法一样如此的不严密而相比较来说,口语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往往要比书面语的影响更大而古代口语到底是什么样呢,却不得而知。
        综上所述,中国不能产生科学,并非出自偶然。纵观中国几千年来,儒教与皇权总是依存共生:儒家靠皇权的支持而迅速传播,根深蒂固;皇权靠儒家来作为奴役百姓的精神依托。儒家思想已经扎根于中国人的思维与意识形态里,那种视科学为”奇技淫巧”,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倾向,早已经和科学背道而驰了。皇权与儒教的相互依附与巩固,就像一张织了几千年的大网,将科学发展牢牢地控制其中,最终使其变得扭曲畸形,加之客观的地理,经济,文化,语言各个方面因素限制,这样科学的萌芽发展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立足!思想始终被传统的条条框框所束缚着,思维形式得不到逻辑化的发展与延伸,如此以来,科学无法在中国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Presentation:高鸿灏,张珺怡,赵国盛
    Summary:许焕甦,高鸿灏,张珺怡,温淏然,赵国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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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2 20:51:35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

    大隐于朝    中国恐龙网  帝王之泪
    理性思辨、真理和实践
    (四):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
    中国读过《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丹皮尔·维特汉姆Dampier whetham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人,估计只有很少人能够从这本书中抽象出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且准确把握住该书的思想灵魂,盖因要理解科学和科学思想,如果没有理性思辨能力,只怕是看此书时昏昏然、昭昭然是也。
    下面就是我从该书中抽象出来的该书的思想提纲,敬请看过此书的人对照并予以批判。需要声明的是:我的这份该书的思想提纲,根本没有围绕着该书的论题打转转,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思路来抽象和理解该作者的思想,并结合中国实际写出的一些理性认识。
    1) 自然科学产生的原因,按照维特汉姆的总结,是人类将大脑固有的逻辑思维法则外推(extend)到客观外界去,认定(假定、设想assume)自然界冥冥之中有一个上帝操纵的统一的规律在控制一切现象。这个认定是个永远无法证明或证伪的假设。到底是否如此,只有上帝自己知道,但人类要活下去、要发展就得采取此假定。
    因为中国人头脑中根本没有上帝的观念,概念的虚无导致了科学发展原因的虚无。因此,自从中国人思维方式因为缺乏上帝的第一推动(first cause),在思维方式的进化方面退了下来并踟蹰不前后,科学在中国出现的曙光也就从此黯淡了下去,并且永远也无法出现了。
    2) 自然科学的任务,就是寻找这“客观规律”,由于大脑固有的逻辑思维法则的限制,找到的“客观规律”必须符合逻辑,这是人脑内在的限制。由此出现了两种困境:
    A、 发现的规律不符合逻辑规则,亦即该规律被逻辑证伪,然而却就是成立。
    B、 逻辑推理本身会导致无法判别错在哪里的悖论(诸如芝诺悖论、罗素悖论)等等。
    在以上两种情况出现时,人们都一筹莫展。自古希腊以降迄今为止,使用逻辑手段建立的量子力学得出了部分颠覆因果律的结果,把因果律从必然性变成了或然性。这和牛顿力学的经典概念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将来彻底颠倒了因果律,使得儿子出生在母亲之前,则人类无法想象物理学在此后还怎么继续发展下去。(这也是爱因斯坦天才的预见和忧虑。)
    3) 因此自然规律的确立,就是康德所说的“人类用理性为自然立法”,但这个法则(law)是否真正存在,是否就是人确定的那样,只有上帝才知道。因此人们必须进行检验和实践,检验的工序是两道:第一道程序是逻辑证伪(这是数学的唯一证伪手段),看它是否符合逻辑。第二道程序是实验证伪,看它是否能通过实验的验证。
    但问题和困难在于,即使是通过了这两道验证,那仍然无法证明或证伪上述1)和2)这两条假定,也就是:自然界确实存在着符合大脑思维法则的一套客观规律。谁也没本事证明这个主观认定,只有上帝才是人和客观世界之外的独立的第三者(仲裁者和最后判断者)。
    4) 上帝是否存在,超出了人类的理性(也就是逻辑思维能力),根本就不是人类可以认识的。此类领域就是被称为的形而上领域,诸如是否有造物主,宇宙的第一原因(first cause)是什么,是否有另一个世界,时空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等等,都既不能像数学那样用逻辑推导去求知,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以实验求证。
    如果谁违反这个基本前提(The basic premise,or axiom)硬要用理性去穿凿这些问题,就必然会导致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即推导出完全相反的两个结论来,但逻辑上毫无错误。哲学也属于这个领域,因此它不是科学,类似艺术,只有高低之分,没有正误之别。谁也不能说唯心论是错的,也不能说它是对的,但可以说唯心论比唯物论的编造工艺更复杂精美。这些领域只能留给信仰,理性只能用于信仰的编造工艺,无法用以判别信仰的正误。
    所以,诞生出科学的关键点就是必须树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观念。科学的活儿是人类去干的,但是最终的审判权和仲裁权却不在人类的手中。科学规律的对错与否,以及是否存在,绝非人类理性和智力所能企及。
    5) 形式逻辑是上帝赐给人类认识自然界的唯一手段,尽管它有很明显的局限性,但好用不好用都是它了。若嫌它不好用而把它扔掉,甚至荒唐的换上中国人的所谓直观思维、整体思维,那么我们将从此与科学绝缘,咱们就一定会成为脑中空空的“思想无产阶级”。过去中国把形式逻辑当成“形而上学”(这就是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国内教科书中的“形而上学”观念跟哲学里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毫无关系)来批,让人们的大脑充塞无法思考的“辩证逻辑”,这结果就使中国人特别是伪知识分子们(=知道分子)统统变成智力残废。
    6)《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与所谓的玄学斗争由来已久,但是在科学看来,可以算在形而上领域里(而不是玄学领域)的大概还有所谓paranormal or supernatural现象,诸如心灵感应、telepathy,psychic,ghost,等等。但这些东西不是科学研究对象,无法用逻辑和实证手段探索,是不可能为人类深入认识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只能采用存而不论的态度。
    正因为此,不采用逻辑手段,就不可能建立科学。这也是古代中国没有科学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人(古人和今人)somehow不懂这玩意,只有荀子和墨子与之擦肩而过。因此,中国没有科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以上六点采用的是逻辑学推论的“层层剥笋”法,根据丹皮尔的说法,一个没有上帝观念的民族,总体上就与科学绝缘了,其他的论证纯属多余。当上帝在实施第一推动(first cause)的时候,汉民族不知道怎么回事把上帝给得罪了,于是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的进化从此停顿了下来,汉文字就是这种进化停顿的最好证明和最显著标志。那么不管汉民族的原始天资再高,科学总是不垂青于汉民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中国人获得了什么科技大奖,那真的是上帝开了眼,于是不屑一顾的给了汉民族一个所谓的大奖,满足一下汉民族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心理,这时候的汉民族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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